序言
“行政三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此三法是中国行政法调整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的三部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是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的“三部曲”。
《行政三法研究》是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40年研究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三法的成果汇集，包括历年在报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评论、媒体访谈录，以及笔者向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提交的有关立法建议、法律法规修改建议、法律法规实施建议；还包括笔者对“三法”实施前后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热点法律事件的评论，笔者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或与网民互动，讨论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提出避免这些事件发生的对策等。
本书对所收笔者有关“行政三法”或内容涉及“行政三法”的论文、评论、媒体采访、案例分析等均在文前增加了一个“写作背景”。这样，读者通过阅读这些论文、评论、媒体采访录、案例分析，能更好地理解“行政三法”立法和实施的艰难过程，以及“行政三法”对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大意义。这些论文、评论、媒体采访录、案例分析以及笔者为上述内容所写的“写作背景”，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整个行政法治（不限于“行政三法”）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笔者40年来对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目标、路径的思考和探索（包括某些现在看来不太正确或者错误的认识以及笔者现在仍然坚持并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主张）。
《行政三法研究》分为三编：第一编行政处罚法研究；第二编行政许可法研究；第三编行政强制法研究。每编均按论文、评论、媒体采访录、案例分析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这样依时间顺序编排有利于读者了解“行政三法”立法和各种法律事件发生、演变的过程。
我国行政法治发展40多年来，整个行政管理领域从几乎无法可依到逐步有法可依，从有法不依到基本上做到有法必依，从随意执法到较严格地依法执法，从重管理轻服务、重规制轻权益保护、重实体处理轻正当程序到管理与服务并重、规制与权益保护并重、实体处理与遵循正当程序并重，走过了一条虽然曲折艰辛但却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道路，“行政三法”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是中国行政法发展道路的一个缩影。
《行政处罚法》制定于1996年（后经2009年、2017年两次修正和2021年大幅度修订），之前在行政处罚领域的专门法律只有仅适用于治安管理领域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时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对该法草案所作说明中指出：“制定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行政处罚法的制定,对于规范行政机关有效地依法行政,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加强廉政建设,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手段之一。各级政府为了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保障法律的贯彻执行，需要有行政处罚手段。但是，由于对行政处罚的一些基本原则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处罚的随意性,特别是有些地方和部门随意罚款，或一事几次罚、几个部门罚等，人民群众很有意见。造成乱处罚、乱罚款的主要原因是：（1）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不明确，有些行政机关随意设定行政处罚；（2）执罚主体混乱，不少没有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和人员实施行政处罚；（3）行政处罚程序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缺少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随意性较大，致使一些行政处罚不当。为了从法律制度上规范政府的行政处罚行为，制止乱处罚、乱罚款现象，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需要制定行政处罚法。”曹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草案)〉的说明》，载北大法宝网，https://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protocol&Gid=8df10125484fdabbee8f9a1cffe3917dbdfb。《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调整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的第一部行政基本法。它区别于仅调整某一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部门行政法，如《土地管理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矿产资源管理法》等。这些部门行政法虽然也规定了违反相应法律的行政处罚等法律责任，但其罚则只适用于某一具体行政管理领域，而不像《行政处罚法》一样，其法律规则适用于整个行政管理领域。《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有关行政处罚原则（如处罚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适当性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行政相对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等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相应行政处罚制度（特别是一事不再罚制度、处罚听证制度等）不仅适用于行政处罚行为，而且其内容和法治精神也适用于其他各种行政行为。
《行政许可法》制定于2003年（后经2019年小幅度修正）。此前，我国行政许可领域无任何法律规范。关于《行政许可法》制定的意义，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杨景宇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多年来实际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问题是行政许可过多、过滥,究其主要原因：一是行政许可设定权不明确,有些乡政府、县政府在设,有些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也在设。二是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不规范,一讲行政管理,就要审批。三是实施行政许可环节过多、手续烦琐、时限过长、‘暗箱操作’,老百姓办事很难。四是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市场进入很难,而一旦进入却又缺乏监管。五是有些行政机关把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一个手段。不少企业、个人为了取得行政许可，还要给好处、托关系，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行政许可已经成为一个腐败源。六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往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缺乏公开、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现行行政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障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地方先后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项目，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在抓紧进行。按照世贸组织协定和我国对外承诺，行政许可应当以透明和规范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条件和程序对贸易的限制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中国工作组报告书并对服务贸易的行政许可程序提出了9条明确要求。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对于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履行我国对外承诺，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都有重要意义。”《行政许可法》是我国调整和规范行政许可制度的基本法律。该法确立的各项行政许可原则（特别是信赖保护原则）和行政许可制度（特别是行政许可的一次性告知制度、时限制度和听证制度）不仅是我国行政法治的重要创新，与国外相应制度比较，亦具有先进性。国外几乎没有专门规范行政许可制度的行政许可法，它们一般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中规定行政许可的有关原则和相应制度。
《行政强制法》制定于2011年。此前，我国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规则均分散规定于个别的部门行政管理法（如《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城乡规划法》《食品安全法》等）之中，无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律。关于《行政强制法》制定的意义和指导思想，时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向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行政强制制度涉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涉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处分或者限制。因此,依法规范行政强制权,既是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目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一些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既存在对某些严重违法行为因缺乏强制手段处理不力的情况,也存在行政强制手段滥用的情况。主要问题是：(1)哪些机关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不明确；(2)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形式繁多,同一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表述,缺乏规范；(3)有些没有强制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强制措施,甚至授权、委托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缺乏程序性规定,有些行政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时随意性较大,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5)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缺少必要的手段,致使一些严重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处理。起草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法》是我国调整和规范行政强制制度的基本法律。该法确立的各项行政强制原则（特别是比例原则）和相应行政强制制度（特别是行政强制设定的听证论证制度、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制度等）不仅适用于行政强制行为，而且其内容和法治精神也适用于其他各种行政行为。
《行政三法研究》是笔者公法著作系列丛书的第八卷，本卷相较于前面各卷，形式较为轻松活泼，不拘一格。研究成果不全是纯原理性的著述和论文，而是以多种形式呈现，既有论文，也有评论，还有媒体记者访谈录、案例分析等。有的文章还附有相关事件的背景材料。因此，本卷对“行政三法”的研究成果虽未形成一部体系完整的专著，但仍构成反映笔者40年来不同时期有关“行政三法”所涉各类问题学术观点的一部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文集。
由于这部文集收集的文章有的时隔相当久远，故所持观点，所用学术概念、术语，所引用的资料可能有的与现时行政法学的理论和实践不完全吻合、一致。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反映笔者对“行政三法”研究的过程，故笔者将这些文章收入本卷时，基本保持文章的原貌，相应机构为文章发表时机构称谓，所引法律、法规也均为文章发表时的最新规定。笔者不对文章内容作大的修改，仅对个别明显的讹误进行修正。对此，既请读者予以谅解，也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姜明安
2023年4月1日
于北京海淀区八里庄公寓

目录
第一编 行政处罚法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程序的设计应兼顾控制处罚权滥用和保障处罚权有效行使两项目标
依法设罚依法科罚
——谈《行政处罚法》的实施
“刘秋海事件”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辨析
高校处分权：在合法与侵权之间
言论自由与行政干预的法律界限
——评株洲市教育局对撰著《人世老枪》一书教师的处理
行政处罚程序都是外部程序，无内外程序之分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评析
行政机关实施没收“违法所得”行为应不应举行听证？
《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应予废止或撤销
就安监执法“三不罚”答《中国安全生产报》记者问
公民在电脑上下载黄片是否应受行政处罚？
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执掌公权力的人不是都可以做的
防范“甲流”：法制腰杆还要“硬”起来
处罚作弊考生应坚持程序正义
评“躲猫猫”“钓鱼执法”“徐宝宝”三起事件中的第三方调查
RAV4质量出了问题，丰田公司应勇于依法承担责任
行政监管裁量权的法律规制
转型社会的社会监管机制转型
精雕细刻，打造良法
——修改《行政处罚法》的十条建议
第二编 行政许可法研究
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
《行政许可法》总则阐释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府
行政许可法能否顺利实施？8大难题考验政府机关
实施《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
关于行政许可法立法与行政许可案件审判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的访谈
评“港中旅”特许经营风波
谁该为假土地使用权证担责
邮政专营的理由经不起推敲
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从“中国爱眼协会”申请成立受阻案说起
法治不允许政府为特定相对人设定特权
行政许可法：建设法治政府的起步
《行政许可法》确立行政法治两大基本原则
违法实施行政许可是“太空迷航”事故的重要原因
齐齐哈尔市26位的哥的营运许可证为什么办不下来？
对陕西延安城区交通运输局撤回453项个体出租车特许经营许可行为的合法性分析
治理证明，重在治乱治滥
第三编 行政强制法研究
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四对关系
突发事态下行政权力的规范
法律规范行政强制行为的意义和途径
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强制收回三轮车运营权？
法律“打架”了，婚检怎么办？
就《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有关“媒体不得违反规定擅自报道”的规定答《天津日报》记者问
强制性的植树义务和强制性的绿化费收缴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
“红头文件”宜慎用，不能滥用
奥运期间采取的公共治理措施是否可在奥运后继续沿用？
就信阳“禁酒令”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关于房屋拆迁问题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就城管“眼神整治法”答《法制日报》记者问
限行迫切需要完善法律根据
沈岿、王锡锌、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五教授提请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建议书
人权保障应成为公法的最高价值追求
——我们为什么要建议审查和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就“黑车”整治问题答记者问
行政强制法立法若干争议问题之我见
城管拍租摊位，合法乎？合理乎？
用法治平衡原则规范拆迁行为
就审查、废止《拆迁条例》和制定《征补条例》答若干媒体记者问
“行政强拆”改“司法强拆”，是重大进步吗？
新征补条例确立的决策与强执制度应改进和完善
法治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权利
——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根治“违拆”还要靠民主监督
就《行政强制法》的若干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行政强制法》：23年磨一剑，一法五审：“如何限权”牵动人心
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制度
就《行政强制法》制定和实施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强制设定权研究
哈尔滨双城市城管执法行为有哪些“不妥”？
法治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民众权利
“僵尸车”城市病应如何治理？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