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自《史记》问世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开始具备明确的时间与空间概念、清晰的研究对象及丰富的研究内容。《史记》为中国民族史的系统性撰述奠定了基础。在编纂体例方面，司马迁将民族史传纳入《史记》七十列传，实现了民族史传与其他列传的平等地位，不存在主次之别。班固作《汉书》，继承并发扬了司马迁重视民族史撰述的理念，并在体例上进行了整齐划一的调整，将民族史传置于华夏之后，编排于史书之末，后续正史均沿袭这一编纂传统。自此，民族区域史成为二十四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不同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融合及各自的发展进程。
一、民族书写之审视
民族书写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必须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简要的阐释，以明确探讨的范畴与内容。而在界定民族书写的内涵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古代中国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
在现代民族观念的框架下，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历史背景和地理区域的群体，与其他群体产生了一条严格的界限，这一界限使其在社会和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存在于内部成员之间，也体现在对外部群体的区分和识别上。然而，在古代中国，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基于有限的族群认知，古人将天下划分为夏与夷，并建立了严格的夷夏之防。华夏与夷狄之间的持续互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并孕育了华夏共同体的意识。与现代民族概念相异，本书所阐述的民族概念，是建立在传统中原王朝天下观基础之上的，用以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的理论框架。
自先秦时期提出夷夏之辨以来，华夏凭借其文化优势与周边四夷形成差异，并构建起以华夏族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统治秩序，涵盖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形成天下五方的统治格局。因此，民族书写特指司马迁对华夏边缘地区的描述及对他者政权的阐释。自《史记》开创民族书写先河之后，历代正史均延续其脉，正史中所体现的夷夏观念逐渐清晰地界定了我者（华夏）的身份认同，即华夏如何成为今日之中国。
随着不同民族间交流与融合进程的推进，夷夏观的内涵逐渐丰富，不再局限于文化层面的差异辨识，而是更广泛地涵盖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多个维度。特别是在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时期，夷夏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所倡导的混一戎华理念，对统一多民族共同体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包容与开放的文化心态。宋元明清时期，夷夏观念在应对异族统治及内部民族关系调整的过程中，经历了进一步的演变与深化，逐步构建出更为复杂且多元化的民族认同体系。
本书将依托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通过排列与比对史料，对《史记》中的民族史传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将全面搜集民族史传史源学的文献资料，重点分析《史记》中关于民族的叙述文本，从材料选择、编排、组织等维度进行细致比较，力图对《史记》民族书写做一全面的分析，揭示其中动态的、模糊的夷夏观念如何影响了《史记》民族史传的形成。此外，研究还将关注其后正史对四裔传的继承，以期勾勒出华夏文明的演进线索，并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1.关于民族
我国早期文献中并没有民族这一词汇，然附之以族的词汇，可谓名目繁多。从甲骨文中已有民和族这两个字来看，民多指奴隶、民众等，族泛指家族、氏族、王族、贵族等。族在先秦文献中出现频次较高，通常以某族的复合词形式出现，如九族邦族宗族，表示宗族之意。随着词汇意义的扩大，也用来表示集中、汇集、聚集等，并渐渐用来划分人群。从这一词汇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来看，反映了从血亲氏族、血缘部落到地缘部落或部落联盟和国家的演进及其对族类共同体的塑造过程a。虽然族类之词较多，然而，民族一词却非常少见，据学者考证共有十条例证。b从其含义来看，它既涵盖了宗族的概念，也包含了华夷之间的区分。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这一词汇，并不包含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多重含义，仅指某一群体（如某一宗族、氏族等），故而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使用的族类概念，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族类划分的标准大体与民族内涵相同，基本具备了民族的基本要素，而且比西方早期的民族概念还要深刻。
民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引入中国，并提出了民族的八大特质，形成了从动态变化角度认识民族的复杂内涵和宽泛外延。自此，民族这一词汇在我国开始被广泛使用，其后又出现了中华民族汉民族等一系列与民族有关的新词汇。蔡元培、孙中山等人也都先后定义了民族这个概念。这些概念大都是从血统、风俗、语言等方面区分不同民族，然而仍对有些因素未予以考虑，如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等。
现在广泛使用的民族概念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一著作中提出的，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认为这四项特征缺一不可。然而，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民族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多变的因素，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斯大林的定义在当时理论界是进步的，但并不完美无缺。它没有顾及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没有给多种类型的民族的历史过程留有余地，远没有充分反映民族的社会内容和社会结构。随着20世纪初西方族群理论传入我国，一部分学者更倾向于打破民族分类的条条框框，在更广阔的范围讨论民族文化与认同的问题。这些讨论涉及民族类型、民族识别、民族认同、民族译名、族群等。
基于这些讨论和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实际，我们在理解民族这一概念时，包括中国早期的历史阶段，都应该站在中华民族这一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察，唯其如此才能客观地认识民族概念丰富且复杂的内涵、灵活且极具包容性的外延。我们现在习惯使用中华民族来总称现今中国各民族，将凡是曾生活在中国广大疆域内的民族（也有学者称为族群），包括融入华夏族的古代各民族，都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具有高层次民族认同意识的、历史的、统一的民族。本书也正是基于此认识和概念来考察与研究《史记》中的民族书写。
鉴于民族这一概念在理论与实际应用中表现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本书以马克思关于国家与民族的理论框架为研究基础。这样可以超越表面上的族群差异，深入社会历史的本质层面去把握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遵循我国传统上的广义民族分类法，有意识忽略族群分类及其特定称谓，将与华夏族并存的其他人群共同体一并纳入古代民族的范畴，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与分析。此种基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对古代民族的定位与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的民族构成，促进对《史记》中民族史传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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