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文化学为研究对象，通过经典文本细读，试图呈现文化与文明理论在现代中国的早期发展历程。作者选取钱穆、陈序经、梁漱溟、黄文山四位思想家及其相关作品，乃是基于对其各自文化学“范式”的如下分类：“复古派”“整体现代化派”“调和折衷派”“会通整合派”。 他们各自的文化学创建，呈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特征。而这“四种范式”，既为我们展现出文化学理论建构的不同路径与方法的可能性，也一并构成了我们理解文化与文明自身规律的一种可能的知识“整体”。

“文化学”，作为文化与文明的系统性理论或学说，深刻回应着时代提出的“古今中西之争”等重大理论问题。 本书以文化学为研究对象，通过经典文本细读，试图呈现文化与文明理论在现代中国的早期发展历程。作者选取钱穆、陈序经、梁漱溟、黄文山四位思想家及其相关作品，乃是基于对其各自文化学“范式”的如下分类：“复古派”“整体现代化派”“调和折衷派”“会通整合派”。 他们各自的文化学创建，呈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特征。而这“四种范式”，既为我们展现出文化学理论建构的不同路径与方法的可能性，也一并构成了我们理解文化与文明自身规律的一种可能的知识“整体”。

后 记 这是一本文化理论研究的个人专著，从其酝酿到完成、出版，历时四年，其间经历了疫情困窘、个人病痛与人际的变故，而本书也集中写作于这四年中较为艰难的一段日子，可堪一部虽不起眼但于己而言的“忧患之作”。当然，文化与文明的题材，或许早已将个人的“忧愁”升华为了历史脉动深处的“万古愁”。 此外，稍具纪念意义的是，作为我的第一部“中国研究”著作，本书标志着我在“西学”之外，对“华夏秩序史”所开启的新探索。自此步入中国文化之门，我在所任教的高校陆续开设了多门校级公选课，内容涉及鲁迅、王阳明、《史记》、《庄子》等，由此逐步深入“华夏文明”的更深处，并进而开启“宗法史”的写作。 或许读者不难察觉，本书是我努力走出“西学研究”舒适区的一次自觉尝试：我试图融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沉浸于其所处的时代变革氛围，甚至有意模仿其特有的语调和语感。于我而言，这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段难以言说的艰难历程。此种“艰难”，不仅隐现于字里行间的书写隐忍，亦体现在章节中某些“能指”的刻意转换。诚如太史公所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为此，要特别感谢彭文曼老师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 最后，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经费资助，还要特别感谢历史与政治学院的陈华森院长对我学术出版一贯的支持，以及我的家人所给予我的鼓励、耐心与陪伴。 是为后记。 陈 彦

作者陈彦，四川隆昌人，法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2021年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古典国际法、文化学理论等，出版有《诸法、知识与列国秩序》（独著）、《“中道”伦理与秩序的重建》（合著）等学术著作，发表论文多篇。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文化学：文化与文明的系统性理论 第二节 东西文化之争：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难题 第三节 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四种范式 第四节 本书研究理路和方法 第五节 整合与推进 第二章 钱穆——“复古”文化学范式 第一节 史学－文化－思想：钱穆先生学术生涯简述 第二节 钱穆“文化学”的研究现状和“另启”的思路 第三节 “此心”：《文化学大义》的入门之钥 第四节 何为文化，何为文化学？ 第五节 三个世界的共振 第六节 文明的魔方：文化的两类型与七要素 第七节 中西之争的“知识学”与判摄 第八节 小结：文化学的“复古”路径 第三章 陈序经——“整体现代化”文化学范式 第一节 陈序经先生其人、其学，及其文化学相关研究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出路”：“整体现代化”理论的发端 第三节 文化复古的高压：“整体现代化”的背景 第四节 近代“文化学”的首创之作：《文化学概观》 第五节 结语：理论与灵魂的质料 第四章 梁漱溟——“调和折衷”文化学范式 第一节 梁漱溟文化理论的学界研究综述 第二节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缘起与要点 第三节 对时论的批评 第四节 东方化、西方化与“意欲的哲学” 第五节 “三量衡平”下的东西方哲学 第六节 世界文化的“三期说”与中国的出路 第七节 《中国文化要义》诸问题明义 第八节 中西印三方文化“观相”，与作为“调和折衷”的文化学类型 第五章 黄文山——“会通整合”文化学范式 第一节 黄文山先生“文化学”研究个人史与学界研究综述 第二节 朝向“统一的文化学”：《文化学体系》“自序”解读 第三节 作为科学的文化：文化学建设诸问题 第四节 科学的发展史与“唯生论”的社会历史观 第五节 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及文化体系的三类型 第六节 西方文化的衰落与“中庸”文化的“会通与整合” 第六章结语：文化的知识学及其对“新文化”建设的启示 第一节四种文化学范式的“观相” 第二节诸文化学范式的“特异采色”和“一本的源泉” 第三节朝向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论文与译作 二、英文文献 后 记

文化学：文化与文明的系统性理论 文化学，作为文化与文明的系统理论或学说，如今虽未正式跻身中国学术体系的核心殿堂，未形成完整独立的学科历史，却已悄然融入当代高等教育的多维框架之中。它以“社会文化学”“艺术文化学”“民俗文化学”等名义，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等一级和二级学科培养计划的关键成分。近年来，“语言文化学”“体育文化学”“中医药文化学”“旅游文化学”“安全文化学”“茶文化学”等分支的兴起，预示着文化学正在蓬勃发展。在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的感召下，文化学不仅与其他学科并肩承担起对文化理论的系统探索，还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而奋斗。 然而，任何学科的兴盛皆需根植于共通的研究方向、对象与方法，即所谓的“知识体系”或“知识学”。这一概念在西语中体现为Epistemology和Wissenschaftslehre，前者关注知识的本质与有效性，后者探讨知识的合法性与基础。尽管“中国文化学”作为一种主体性意识的界定在学界有所体现，但在寻找文化学公认的“知识学”共性上，我们仍面临挑战。当前，“文化学”一词的运用显得杂乱无章，无论是内容还是理论目的均缺乏清晰界定，反映出这门学科尚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 鉴于此，本书旨在追溯文化学的早期建设历程，聚焦于现代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与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时，如何通过构建文化学的知识体系，探索中国文明崛起之路。本书将追随那些时代的智者，审视他们创立的代表性范式，梳理其理论脉络，力求为今日的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提供前人的宝贵经验和思想启示。 东西文化之争：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难题 “现代性”（modernity），一个当代学术的重要概念。而用之以形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和时代处境，据说较为晚近，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的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他当时一并将“现代性”的概念引介进来，成为了后来中国学界相关问题思考的重要关键词和问题意识。而“现代性”的理论内涵，正如李欧梵教授所简要概括的： “现代性”（modernity）……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加拿大的Charles Taylor，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种现代性”，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现代性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即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个传统Charles Taylor称之为“科技的传统”。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西方的启蒙主义之后，从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似乎已遍及世界各地，无论你是否喜欢它，是否反抗它，这个潮流是不可避免的。 “现代性”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结合了理性、工业革命、技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体征于一身的“不可避免”的文化“时代潮流”，亦冲击着近代那个曾经满目疮痍的东方古国的文明基石。在坚船利炮、西方文化强势侵入的时代困局，或“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有关“东西文化”的争论，或者说“是否选择接纳‘现代性’命运”的发问，不仅成为庙堂之上的辩难与争锋，亦成为仁人志士，尤其学者苦心思考、艰难求索的问题。 而在本书当中，笔者亦将一再回到那段艰难岁月，回到那些不断上演与反复的“东西文化”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