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讨论道教石窟的书籍相较于佛教石窟，对于道教石窟流变的讨论，鲜有专门论著，而其中内蕴着变革与动荡、融合与杂糅的历史细节，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地域社会生活的吸纳和反馈，以及庞大而复杂的神祇系统，等等。要说清楚、道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确属不易。本书作者萧易对其中纷繁复杂的信息爬梳整理，用道教石窟为我们呈现了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难得一见的讲述道教石窟及道教发展史的大众向著作。
★遍访道教石窟遗迹，保留第一手现场资料 本书作者萧易基于考古遗存的调查工作，遍访陕西、山西、湖南、四川、重庆、甘肃等地的道教石窟，与当地居民或文物管理员就相关遗存进行交流，记录下摩崖题记等一手文物资料，拍摄下难能可贵的影像资料，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抢救式的拍摄，这些图片择优收入书中，在文字之余，提供了直观视觉佐证。
★对现存道教石窟遗迹材料进行体系化整合，并推陈出新 本书将论及的石窟依据历史沿革一一收录，并将所涉神祇系统、考古资料、道教文献、石窟艺术特征等巧妙地熔于一炉。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带领读者不断开掘原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遗存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比如著名佛教石窟龙门石窟，竟然还有3龛道教造像，而且在四川绵阳还有以道教神祇为主题的山寨版；又比如在四川丹棱县和蒲江县有着唐代女道士主持开凿的石窟，等等，新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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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石窟不同，道教石窟存世稀少。一方面，许多石窟尚鲜为人知，在深山老林中一任风雨侵袭，另一方面，由于土改文革、城市建设以及自然风化，这些道教石窟的毁坏相当严重。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作者收集了关于道教石窟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建造年代，基本厘清了道教石窟起源、发展、兴盛到衰落的脉络此即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叙述重点。
田野考察的资料显示，从南北朝到明清，道教石窟艺术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那些风格各异、题材多变的石窟，勾勒出道教在历代王朝的盛衰轨迹，打开了一扇了解道教与政治关系的窗口。而供养人在石窟中留下的生平事迹等相关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由于对道教石窟的研究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因此，发掘道教石窟的研究价值和审美价值，唤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序：道可道
在过去十多年中，由于工作之故，我到中国许多省份调查过石窟。2008年夏天，在重庆市大足区石马镇石门山的一个清代院落中，一龛玉皇大帝造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柳眉杏眼，仪表堂堂，威严肃穆；龛口的护法神千里眼、顺风耳张牙舞爪、青筋暴起。在石门山三皇洞中，我又看到了天蓬元帅，它便是家喻户晓的猪八戒的原型。幼时读《西游记》，曾想过被贬下凡尘前的天蓬元帅，该是什么模样？没想到却在这里与他不期而遇。题记显示，石门山是宋朝南渡后的作品，约开凿于绍兴年间（11311162）。
《西游记》写的虽是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但给读者印象更深的恐怕却是以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为主宰的天庭，以及他们麾下天蓬元帅、太白金星、六丁六甲、土地公公等庞杂的道教神祇。石门山给了我一个启示，根源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是要开凿石窟的，虽然这多少有违道本无形的古训。
从石门山回来后，我一直在想，道教石窟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在中国有着广泛分布？是否如佛教石窟一般，有着清晰的分期？从2008年开始，我着手收集道教石窟的资料，每到一个地方做调查，都会仔细询问当地考古队、文管所有无道教石窟。几年下来，却是收获了了。这可能与两点因素有关：一方面，道教石窟存世稀少，大约只有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迄今只发现了三个小道龛，在数以千计的龛窟中显得落寞而微不足道，而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响堂山石窟，也极少能发现与道教有关的作品；另一方面，作为石窟研究的分支，道教石窟长期不受重视，许多龛窟连基础的调查、测绘都未完成，更别说建立完整的考古学序列。
不幸的是，石窟遭破坏与消亡的速度却在加快。拿四川省仁寿县来说，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县内的坛神岩、渣口岩、白艮罐等地发现了诸多道教石窟，而我在2014年来到渣口岩时，唐代石院寺尼女针捐资的佛道合龛中的释迦牟尼与天尊像已不翼而飞，残留下刺眼的凿痕；白艮罐石刻则在一次修路施工中被砸得四分五裂，埋到地下当路基了。气候变化对石窟的侵蚀同样惊人，2009年我第一次去四川丹棱县龙鹄山时，山中的老君、真人的眉目尚清晰无比，而2015年故地重游时，造像表面早已起翘、风化，龛窟下方堆积着厚厚的红砂那是从造像身上一点点剥落的时间沙粒。
以各地文管所的文物普查资料为线索，经过十年的田野调查，我收集了第一手资料。2018年，我承担了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遗留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当年的资料中，也发现了一些业已消失的道教石窟，如绵阳西山观、阆中涧溪口，其中绵阳西山观可能是中国最集中的隋代道教石窟群。
中国道教石窟分布在北京、陕西、山西、四川、重庆、浙江、云南、湖南、安徽等省市，以四川省与重庆市数量最多，最为集中，这里古称巴蜀，是天师道的发源地，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道教石窟并非分布在国人熟悉的道教圣地，像青城山、龙虎山、武当山、茅山，而是隐藏在人迹罕至的荒野田畴，比如龙山、南山、石门山、麻空山、凤仪山、龙鹄山、长秋山等这些不知名山头的道教石窟，为我们了解道教提供了全新视野。
至今能找到的中国最早的道教石窟开凿于南北朝，四川剑阁县沙溪坝与陕西宜君县福地水库曾发现过北魏、西魏石窟，却未能留下考古资料，幸好陕西耀县（今铜川耀州区）碑林保存了诸多南北朝造像碑，作为石窟的变形标本，留存下最古老的道教形象。剑阁县是金牛道上的重镇，这条古道连接着长安与成都，金牛道上的绵阳西山观、盐亭龙门垭，则保存了中国少见的隋代石窟群。
道教石窟在唐代走向了鼎盛，在四川丹棱县、剑阁县、蒲江县、仁寿县、安岳县皆有分布，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此时北方、中原佛教石窟相继衰落，再无大规模开凿。四川则接过中国石窟的接力棒，佛教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时，道教石窟也随之而兴。唐代是道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鼎盛期，李氏建国后急于将政权神化，同样姓李的太上老君，被唐朝皇室亲热地唤作大圣祖，这个留着浓密胡须、手持蒲扇的老人形象几乎流传在大唐王朝每一寸土地上。
无论是题材还是技艺，宋代都堪称道教石窟的黄金时代。宋真宗、宋徽宗、宋高宗皆信奉道教，宋徽宗更有道君皇帝之称，就连金人攻破汴京城时，他还幻想着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保护他与子民。在这样的风气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东岳大帝、后土三圣母、天蓬元帅、天猷副元帅、翊圣真君、佑圣真君、千里眼、顺风耳等题材蓬勃兴起，道教神系在宋朝得以确立。
宋代之后，道教石窟走向衰落，少见值得一提的佳作，倒是道教神系更为庞杂，蔚为大观。山西龙山石窟由元代全真教道长宋德芳主持开凿，塑造了王重阳、全真七子等祖师像，这也是北方最大的石窟群。明朝是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辉煌期，从朝廷到民间，从皇帝到百姓，从京师到乡野，道教与这个庞大的帝国紧密相连，北京延庆烧窑峪深山中的石窟，也就最能体察到大明王朝的脉搏了。
清代道教在庙堂失势，而诸如财神、文昌、关公、八仙、土地公公、药王等与百姓信仰息息相关的神祇，却在民间蓬勃兴起，融入百姓的生活乃至精神世界。清代道教石窟以张家界玉皇洞与巴中朝阳洞规模最大，主持开凿的，一个是当地的乡绅，一个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家族。
根据年代，我将道教石窟分为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个章节，即乱世之音白衣天子众妙之门诸神之国全真风云天子之道俗世传奇，基本厘清了道教石窟从起源、发展、兴盛到衰落的脉络。从南北朝到明清，道教石窟艺术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那些风格各异、题材多变的石窟造像，勾勒出道教在历代王朝的盛衰，打开了一扇走进道教文化的大门。
在撰写本书时，我找到了一些全新的角度与线索。第一，本书以道教石窟为关注对象，研究道教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而道教石窟此前关注者较少，许多石窟尚鲜为人知，在深山老林中一任风雨侵袭；第二，道教在不同的朝代，其境遇也不尽相同，历代王朝也需要创造或者借用不同的神灵神化其统治，比如唐时的老君、宋时的赵玄朗天尊与明代的真武大帝，道教石窟打开了一扇了解道教与政治关系的窗口；第三，古往今来，许多供养人在石窟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乃至生平事迹，他们之中，有道士、尼姑、书生、太监、商贾、乡绅、画师、官吏，我很乐于与他们对话，也希望将他们的故事与读者分享，这是一部属于供养人的道教史；第四，与大多数中国石窟一样，道教石窟大多在文革中被毁，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常常讲起当年的旧事，令人感慨深思。
今天，作为宗教的道教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作为文化它却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在重庆市大足石门山，我与玉皇大帝、天蓬元帅、千里眼、顺风耳不期而遇，他们是《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这些古典名著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启蒙读本；在四川省仁寿县坛神岩，并列真人龛女真人的微笑，又令人想起了儿时听过的七仙女、柳毅传书的故事；在湖南省张家界玉皇洞，麻空山中的文昌帝君、魁星由乡绅李京开捐资开凿，希望孩子能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在四川省巴中朝阳洞，百姓开凿了财神赵公明，希望能带来财富与好运……这些细节告诉我们，道教文化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乃至精神世界中，代代传承，源远流长。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今天，当我们走进深山，去寻访那些古老的道教龛窟，便不啻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回眸。
当然，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在文学、美术、思想、音乐、造像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石窟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正如《道德经》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言说的，只是道的皮毛；透过石窟看到的，也始终只是道的冰山一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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