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跨大西洋关系是全球国际关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有重大影响。跨大西洋关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体上包含三层含义,即双边层面上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北约框架下的美欧跨大西洋同盟以及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欧盟与美国关系。不难看出,跨大西洋关系具有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特点,既包括美国和欧洲各主权国家,也包括政府间性质的北约和超国家性质的欧盟。二战以前,美国同欧洲各国基于历史与文化形成的双边关系构成了跨大西洋关系的主要形态。冷战期间,美国领导的北约同盟主宰了跨大西洋关系,对苏联威胁的共同认知与双方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美欧同盟得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根本因素。冷战后,共同敌人和威胁的消失使得跨大西洋同盟的凝聚力下降,北约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欧盟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欧盟对美主欧从的旧跨大西洋关系模式愈发不满。随之,跨大西洋关系进入了一个结构性与历史性调整的新时期,同盟框架下的美国-欧盟-北约三边互动、欧美关系重塑以及欧盟-北约关系调整等成为重要看点。
大变局时代的跨大西洋同盟调整既有其内在逻辑,同时也深受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影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这是世界变局的根本原因所在。世界变局的核心在于一个变字,其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和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主要内容和突出表现是世界权力转移出现根本性变化,即开始由美欧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向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转移,同时也表现为西方世界内部美国与盟国关系的深刻变化,尤以美欧矛盾加剧最为突出。世界变局是一个动态过程,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催化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危机使欧美实力遭到重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世界变局的过程又是复杂的,东西力量对比变化加深西方的危机感,促使欧美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双方在管控同盟关系退化的同时,基于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共同利益加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协同与政策协调。这两方面的需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跨大西洋同盟调整的主要动力来源,其调整既是世界变局的一部分,同时也推动变局加速演进。
欧美之间、欧盟与北约之间竞合并存是跨大西洋同盟调整呈现出的总体特征,同时伴随着北约(传统上作为美欧同盟的核心支柱)作用的相对弱化,以及欧盟与美国关系(作为美欧同盟的一个新支柱)重要性的相对提升。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台的奥巴马政府调整了美国的对欧政策,奥巴马重申了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以此改善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同时加强北约框架内的美欧协调,以弥补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同盟裂痕,此外还在一些全球性或地区性问题上寻求与欧盟合作。经过阶段性的调整,不同层面和领域的美欧关系都得到了一定改善,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涉华互动与政策协调也有所加强。但由于受到美欧结构性矛盾、各自内部政治因素的制约,双方关系的改善仍是有限度的,被寄予厚望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未能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前达成协议,而美国开启战略重心东移并从欧洲撤出对跨大西洋同盟造成更大冲击,进一步凸显了美欧关系调整的复杂性。从欧洲方面来看,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令处于多事之秋的欧盟陷入更大的国际困境之中,促其加快对外战略调整。2016年出台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首次提出了战略自主概念,并特别将安全与防务能力建设作为其战略优先方向,表明欧盟欲通过加强自身硬实力来更好地维护其利益,同时标志着欧盟对外战略思维与反应模式开始发生改变,与冷战时期与美国结盟、寻求美国保护的战略依赖不同,如今欧盟希望通过战略自主寻求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大国博弈中找到其自主和独立的空间。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欧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大幅度调整了对北约和欧盟的政策,严重激化了美欧在安全、经贸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矛盾,致使跨大西洋同盟严重退化,美欧关系出现结构性危机。欧盟对欧美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进而更加坚定地追求战略自主,并试图通过战略自主化解其居于中美之间的尴尬地位,将不选边站作为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策略。然而,大变局时代跨大西洋同盟的退化虽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但美欧双方仍试图通过维系同盟继续主导现行国际秩序。经历了四年之久的特朗普冲击波后,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为美欧关系的修复打开了机会之窗。拜登政府的外交理念回归传统、美欧原有的共同利益基础以及双方短期利益汇合等因素,助推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美欧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有所加强,尤其是双方都将中国视为一个经济、技术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继而加强了在数字技术、投资贸易、价值观和制度竞争、军事安全和印太战略等领域针对中国的协调联动。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为跨大西洋同盟注入更多强心剂,也似乎激活了北约及各个领域的美欧关系,重点施压围堵中俄成为美欧双方战略协调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由于受到世界变局带来的根本性制约以及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修复空间较为有限。归根结底,美欧战略目标与利益诉求的错位决定了美欧传统盟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拜登政府无力改变这一点。展望未来,无论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基于霸权护持与本国利益优先的战略内向趋势难以改变;而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也表明了欧洲向右转,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将更趋保守,这一切都将使跨大西洋同盟与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大。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各大战略性力量之间的实力消长与关系重组既是变局加速演进的诱因,同时也是影响国际战略格局走向的关键因素。中国、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三大战略性力量,它们之间的三边关系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动态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非对称性等特点。当前中美欧关系正处于一个激烈的碰撞期,美国是主要推手,中美博弈是主要矛盾。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对彼此的认知和对两国关系的定位,而在这个方向的确定过程中,两国都会受到第三方力量欧盟政策取向的影响。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扮演多重角色并发挥着独特且微妙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美博弈进程及三边关系的走向。中美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三角博弈模式,欧美间相互关系要比对华关系紧密得多,因此欧美共同应对中国成为三边关系的趋势性特征之一。然而,欧盟毕竟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中有其自身的目标与原则,在对华关系上也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利益考量,因此在应对中国时并不完全与美国同步。欧盟寻求战略自主以及中欧关系具有的强大韧性,为中国运筹中美欧关系提供了外交空间。中国应加大对欧外交力度,综合施策以确保中欧关系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推动中美欧关系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同时探索建立三边互动机制的可能性,以最大限度降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风险。
笔者曾于2011年出版《当代美欧关系史》一书,在回顾美欧关系历史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分析了二战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本书则着重探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世界变局背景下跨大西洋同盟的调整与中美欧关系,在思想和脉络上可被视为对前一本书的承接与串联,反映了笔者现阶段对所研究问题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尽管未必能够反映对问题观察和理解的全部。本书是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项目:重大项目国际变局下跨大西洋同盟的调整与中美欧关系(3162022ZYKA01)的最终研究成果,并被纳入外交学院一流学科建设文库系列丛书。在项目申请与出版资助申请过程中,得到了外交学院科研处、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外交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当代世界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魏银萍同志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所有给我以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不足之处,敬请专家与读者不吝指正。
赵怀普
2024年6月于北京
书单推荐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