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活到九十九岁的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五十多岁突然撒手，阿太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她想不开，轮流看着。她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祭祀的供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太小跑出来，一把抓住那只鸡，狠狠往地上一摔。
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讲话偶尔文绉绉。
众人皆喑哑。
那场葬礼，阿太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即将进入焚化炉，她也只是乜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号哭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地打盹。
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很不理解阿太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她，阿太你怎么不难过？阿太满是寿斑的脸，竟轻微舒展开，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
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太经常到我家来住，她说，外婆临死前交代，黑狗达没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她所谓的“舍得”。
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喊“哎呀”，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太怎么了？”“没事，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她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她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
……
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迁掉。
这个决定是在从镇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陈列室里，她看到那条用铅笔绘制的、潦草而别扭的线，像切豆腐一样从这房子中间劈开。
她甚至听得到声音。不是“噼里啪啦”，而是“哐”一声。那一声巨大的一团，一直在她耳朵里膨胀，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她和我说她头痛。
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
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这座四层楼的房子，从外观上看，就知道不怎么舒适。两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层的楼房，后面潦草地接着的，是已经斑斑驳驳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边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几次修建的结果：底下两层是朝西的坐向，还开了两个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门——母亲曾天真地以为能在这条小路做点小生意，上面两层却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没有如同一二层铺上土黄色的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就这样裸露在外面。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有一段时间，远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习惯用Google地图，不断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轮廓。从一个蓝色的星球不断聚焦到这个点，看到它别扭地窝在那。多少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儿不经意地掠过，它奇怪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更别说停留。还有谁会在乎里面发生的于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为那群斑斓的鱼做安静陪衬，谁也不会在意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死亡和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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