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_余欣著，刘进宝编_9787542355867

　　《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为“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中的一册。
　　《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主要通过对敦煌吐鲁番文献、考古文物以及其他西域出土的大量写本文献、佛教经典的考证、研究，对中古中国或传统中国（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知识、信仰世界及其历史作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对传统中国的“知识-信仰”架构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思想土壤作了考查，进而对中国中古时期的礼仪、宗教、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对古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构建作了深入探究。
　　《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的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敦煌学史、写本学诸领域之疆界，亦有助于推进中国思想史、文明史、政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研究旨趣，是以西域出土写本与文物为颜料，“深描”作为写本时代知识一信仰承载体的丝绸之路的“数理”与“物象”，进而探讨文明传统构造视野中的“人物关系”、技艺传习与信仰实践，以范式、个案与细节充盈中古中国知识传统生发的脉络肌理以及方术生成与衍变的世界图景。
　　西域文献，取的是文献的本义，即文明一切过往之记录。不仅包括写本，还包括相关图像资料和信仰实践器物。循此理念展开的整体研究，并非抽象理论或概念推衍，而是以文献集成、实证考辨为基础的分析和阐释，以文本、器物、图像的综合考察，重绘信仰世界全息图景，从而构建数术传统的知识网络，呈现仪式场域中的器物象数，观照中古宗教文化景观化生诸相，为从文明融摄的角度探究民生宗教的特性开拓新境域。
　　数术是关于宇宙图式和人的选择的知识与技艺，是“中国文明基因库”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理解中国学术、思想、礼制、人伦、秩序、制度具有特殊意义。依《汉书·艺文志》，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而从中古时代的发展兹繁和出土文献实际来看，可分为阴阳、历算、选择、占候、易占、式占、卜法、堪舆、禄命、相术、梦书、符咒、杂占十三类五十四目。数术是“究天人之际”的“智慧结晶”，可以看作是一种与宇宙论相关的“实用科学”。集儒生、方士于一体的“阴阳家”运用经学“理论”和数术“工具”，掌握了祥瑞灾异的解释权，并以此建立国家政治和日常生活秩序。
　　在传统中国的知识系统架构及其成立过程中，数术之学是最不容忽视的基底性要素，应将其置于长时段视野下探察，尤其要注意其在中古时代的传习、衍变及影响，深入学理与技术脉络，追寻知识传统的生成与传承的历史进路。基本研究取向是将这些关于“数理”的“科学”与关于“选择”的“技术”视为“世界图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某一种孤立的技能或占验的方法，试图从这一角度把握数术，来观照“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重绘其变迁的轨迹，构建起中古时代带有“地方感”的“世界图像”。由文献考证的基础研究，上升为对学术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史的展开分析，将增进传统社会对天道一自然、人一物的认识史，“术”的观念史，知识体系的成立史以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史的理解，建立起数术研究的解释性框架，并推进对宗教社会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新探索。
　　上编“知识视域下的数术”，以文本的“超细读”与政治文化聚合研究回答“术”如何制作与行用的问题。数术的制造有其特定的历史风土、信仰机制、知识体系和社会运作模式，其发展变化也离不开制度的推动、规范与制衡。缘此，我们主张在知识-信仰-社会网络中观照符应文本与叙事的意涵，阐发其交错的文化史价值。阴阳五行杂糅祯祥灾异，其表现皆在知识，其意义则在社会行动。在知识视域中展开数术统合研究，突破以往单一化的研究视角和推论式论证方式，有助于推进数术作为信仰性知识的内在理路研究的进展。
　　阴阳五行理论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学理根柢”。其中“瑞应”，或者说“符瑞”“符应”，堪称知识一信仰传统中最为独特的天命思想、政治技术和社会心态的凝聚体。瑞应的应有研究理路，是还原它为方士之学，置于数术、方技之学脉络中观照，唯有如此，方能领会其内容何以如是驳杂，其内质何以充满方士气息，其构造何以会与政治情境密切互动。圣王降诞、天地宇宙、政治伦理、八方礼俗、杂占术、镇宅相物、奇异动植、鬼物神怪，各种系统的“学”与“术”交结糅合，唯有从方术的通体背景出发，才能把握瑞应的基本性格。瑞应并非祯祥灾异预言书，而是方术与博物之学交织创制的堆叠型文本。故而符应图书的知识谱系研究旨在检讨瑞应的起源、发展以及在政治操作中的作用，利用史志、图像、铭文、敦煌和日本佚存古写本，从知识内核和文本语境的多维视角重绘瑞应图书在汉唐时期的“行方”，并揭示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在制度系统结构中生长的历史情境。
　　“祯祥变怪”植根于方术，符应可以被视为阴阳灾异学说的应用实践，因此必须重置于中国方术传统的语境下理解。在分析瑞应图书早期流变的基础上，根据现存于东京尊经阁文库的《天地瑞祥志》写本，讨论六朝以降的传承，辨识文本组织的逻辑及其文化认识论。通过对瑞应图书视觉谱系的文本研究，揭示写本文化中图像与文本的关系。追踪古代瑞应图书存在的痕迹，不同的祥瑞形象表现，并与敦煌写本《瑞应图》《白泽精怪图》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探讨符应图书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作用：认定祥瑞的标准如何确立，与唐代律令社会中的制度如何关涉，以及非正式的祥瑞如何获得官方认可并进入新的《瑞应图》系统。一方面，祥瑞知识来源于方术、博物、阴阳五行、祯祥变怪、谶纬灾异，格式化、经典化和制度化的过程，《瑞应图》的创制，祥瑞发现、判定、上奏、表贺、制可、修史一系列制度运作，同时与政治舆论的操控、政治行为的实施和合法性的塑造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政治行动绝非谶纬理念或某一瑞应条文指引下的操作，即便发现两者之间似有关联，所谓的因果链往往是后此推定而建立的假想，毕竟瑞应图书并非政治践行的操作手册。对于符瑞，当将其契入传统中国方术体系中加以理解，不能仅从谶纬文献和政治文化建构过程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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