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与人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价值与局限》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分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公正与人权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主要观点，力图突破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公正与人权思想解读的垄断，力求打破新自由主义的公正与人权话语霸权，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公正与人权方面的话语权，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全书除前言、后记和主要参考文献外，共有六章，分别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与人权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于马克思是否拒斥公正的争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人权思想，国外公正、人权与自由等观念的新变化及其新特征，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公正与人权研究的时代价值与局限。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如何能够长期稳定和谐地、自愿自由地、尊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这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努力思考并力图加以圆满解决的重大问题。纵观古今中外思想史，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中国文化上影响最大的是“性善论”，但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大多主张“性恶论”。
　　我国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民间熟知的《三字经》也是主张性善论，上面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后的儒家代表，如程明道、程伊川、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是“性善论”者。“性善论”主张“仁政”，强调“以德治国”。
　　西方的“性恶论”，根源于《圣经》，是从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产生的。此后，“性恶论”一直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占统治地位。《圣经》上讲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受蛇怂恿，偷吃智慧果，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罗马奥古斯丁据此提出“原罪性恶论”，其理论统治西方达几个世纪。“原罪性恶论”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人文主义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宗教神学在西方的影响深远，马丁·路德（德国）与加尔文（法国）借宗教改革，又恢复了“原罪性恶论”与奥古斯丁的理论权威。他们虽然否定教会权威，但推崇《圣经》为最高思想权威，进而认为人性是“邪恶的”。从奥古斯丁到路德、加尔文的思想都是用《圣经》教化人们，其目的是要群众听任上帝的摆布。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否定“原罪性恶论”，提出了新的“性恶论”。他认为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像狼与狼一样的战争。奥地利现代哲学家弗洛伊德也坚持“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是被压抑的，因为性、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相对立。从霍布斯到近现代以来的“性恶论”，都认为应用“契约”来约束人类之“恶”而主张“法治”。罗尔斯也认为人们对于他人的利益是完全“冷淡的”，主张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和原初状态构造“契约”与“法治”的正义社会。

冯颜利（1963-），湖南岳阳人，博士，教授，博导，中央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世界哲学》主编。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乡村振兴、党建。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著作1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7项（结项5、在研2项），多次获省市科研奖。

本书以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刻展示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公正与人权思想研究的近期新成果，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正与人权思想的发展理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期新成果，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公正与人权思想进行了深入解析，力求从理论上突破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公正与人权思想解读的垄断和霸权，增强马克思主义公正与人权思想的话语权和解释力。本书还联系实际，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在公正和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公正与人权事业的主要思路。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现实意义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