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村庄里，一位20岁的青年皮埃尔·里维耶冷酷地杀害了他的母亲、18岁的妹妹和7岁的弟弟。然后，在狱中，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为整个可怕的故事辩护。
米歇尔·福柯在研究19世纪精神病学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这个案件。他收集案件的相关文件，包括医学和法律证词、警方记录和里维耶的回忆录，编辑出版并在书中做了精彩阐述。
他指出，里维耶案发生时，正值法国许多行业争夺地位和权力之际，医学权威在挑战法律，政府各部门在明争暗斗。法学和精神病学话语都试图将里维耶自己对其行为的描述笼罩在各种权力关系中，将他的声音边缘化为弒亲者或疯子的声音。
福柯对该案的重构，是一次对疯狂、正义和犯罪观点来源的精彩探索。
里维耶就是那中心、那沉默，被卷入医学和法学的机器中。人们把他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然后使他沉寂了。——米歇尔·福柯
编者前言
本书的出版有一个故事。让-皮埃尔·皮特（Jean-Pierre Peter）曾发表过其若干片段。
“我们这一小帮人感到令人欣慰的惊喜。我们知道这就是自1971年以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情况，听众各色人等，令人啧啧称奇（我去时见到有学生、专家、仰慕者、好奇者、希腊的牧羊人、吉尔吉斯的战士、夏延部落 的印第安女子等等）。我们希望摆脱众人，开设研讨班，他就让想上的学生写了一封说明信，签署一份真正的工作合同。显然，我们对大量的无条件的纯粹学术爱好者要求过高了。我们非常惊讶，我们只找了不到十个人，还包括福柯在内。不过，在这个小圈子中，这项活动愉悦而丰富，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睦而简单，在回忆中留下生动的印象。
在对刑罚制度的共同研究中有丰富的系列。我们努力工作，以便准确地阐释各种样式、偶尔的混乱、持续的灵巧，根据它们的发展，在19世纪的前三十年里，在定义了医学秩序及其权力的诊断和治疗的空间中，医学的各种概念引入了犯罪的诸行为（以及，更早期预示了这种发展的布局）。顺便说一些，我们进展得并不快。从十二月到三月底，每个月只有两次研讨会——这是法兰西学院的正常“速度”。
因此，已经是非常迟了（我觉得大概是在第二年的中间），里维耶事件闯了进来。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们，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为其感到羞愧。这些文章洋溢着我们勤勉治学的方方面面。故事本身，我指的正是这个犯罪的故事，它不只是誊写下的词语，通过这些文本的必要中介，这个故事当然为我们所知晓。但是，在此我想说的是，它同时直抵我们，并且几乎在肉体上直抵我们自身（我们说这是在一个意外或一个不幸直抵我们的意义上）。与对回忆录、故事、证人证言、鉴定书等的阅读相应的，我们不得不亲自来重新体验它们。这个已发生的事件在我们之中制造了隐秘事件。
的确如此。这是由该文本特定的生产能力所造成的。我不是说这个回忆录包含了无法形容的和隐秘的功能。而且，我也不喜欢从中吸取阴险的声望，以便使其他读者误入可疑的眩晕之中。我只是说，它在跟我们说话，更准确的说，它在跟我们讨论我们自己。什么？！这个在我们之中的共鸣，有必要把它隐藏起来，让它保持沉默吗？这些移情的效应，它们会消弭在学术性疏离的惯性中吗？让我们出发吧！它们本身就非常有趣，以至于我们无法掩盖。它们是对象的一部分。
自从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它变成了更为人熟悉的东西：我们知识的对象实际上只能在观察者所把握到的观察关系中表现出来。如果改变观察的规则，观察对象也随之改变。与此对应的，在与对象绑定的系统中，观察者也是对象的一部分。如此以来，尽管我确实不能为他说上几句话，但我认为当米歇尔·福柯写道他被血红双眼的弑亲犯所征服之时，他就没法再拍电影了。 也包括当时福柯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他在此讲述了一些他自己的真理；与此同时，他还讲述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文本的真相。基于此，福柯使各种反弹中的一个突显出来，在反响之一的末尾处突显出一个额外信息。他动用了对象的不受约束的无限属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认为，具有此内容（即“我们已被征服”……）的话语 […]属于[…]一个突然扩展了的语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事件及其读者先后都获得了一种本己的表达，获得了一种使其存在能够认识的形式，从而促使我们达到关于对象知识的附加层面。
我们没想担保一种严苛和冰冷的理论，没想担保近两个世纪以来各种掉书袋的意识形态，从隆布罗索（Lombroso）的“犯罪女性” 到目前依然存在的脑白质切除手术 ，其致伤或致死的滥用可谓硕果累累，仅举两例说明一下。对于皮埃尔·里维耶而言，我们确实既没有说：他是个疯子，也没有说：他是个怪物。我们也没有为他的谋杀进行辩护。他本人也没有宽恕自己的罪行，并且坚持为此付出代价。在被夺去生命之前，他在监狱里说，他早就已经死了。这倒是真的，倒是一个超越了琐碎表象的真相。是的，我们已经仔细阅读了回忆录。以及所有的证人证言。是的，我们已经体验到了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我们也已经对他们的意义、部署和教训等等展开了研究、反思和战斗[……]
“我们被里维耶档案所吸引，太执着于随后众多的方向，但我们并没有想着立即出版发行。甚至：我们还保留了当时医学刊物所提供的不完整的文件。除此以外，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被我们日常职责和未完成的课业所束缚。法兰西学院该学期的课程也就这么结束了。
也只有到了下一个学期的开学之初，我们的计划才明确下来，我们似乎必须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必须把它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听众，以便能够被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我去往卡昂市，去寻找重罪法庭的相关材料。我还读到了回忆录的未刊部分。但是我在那里呆的时间不多，我记了些笔记就回来了。然后，我向国家档案馆申请临时调阅全部卷宗，以便慢慢研究。然后就爆发了大罢工，包裹只得等待数个星期之后才寄到。接着，我们不仅抄录了回忆录，还抄录了各种材料，但是这些材料一天抄不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想只为了这一个文件就来国家档案馆分组工作。因此，我们只逗留了一段时间，以便在其犯罪事实（matérialité）和其字面意思（littéralité）中了解手稿。有一天，福柯来看这个手稿，其他人也来看过。然而，这就是为什么在得到我的抄本之前，所有人都在那件唯一可用，但却残缺不全，且错误颇多的文本前驻足良久的原因。（1836年《公共卫生和法医学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 et de médecine légale]发表了回忆录的部分内容以及重罪法庭的卷宗内容。）他们做了笔记，然后进行了转载。这就是在书中所表现出的不一致的奥秘。[……]
与此同时，事实上，法兰西学院的管理部门严厉地指责了米歇尔·福柯：因为他违反了研讨班必须打开“封闭”状态的规定。福柯必须开放它。于是，我们立即就被一群作为知识消费者的贪婪群氓给团团包围了，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工作方式了。研讨班已然变成了一种第二课堂，福柯在那里恣意地讨论着皮埃尔·里维耶和他的故事，以及由此提出的各种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倾尽全力。或者，至少，我们都尝试着全力以赴。从那时起，我们不再集会，只能偷偷摸摸地，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对于我而言，我已经誊写了回忆录并准备付印。
不久，一个令人不安的谣言传到了我们这里。公共研讨班的自由风格激发了这些年轻人的事业心，他们已经从其能理解的版本中整理出了一个回忆录的速成版本，也就是说，一个删节的版本。评论的内容和主题来自于那些录音带，全都是研讨班上的热烈讨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调查信息是否可靠。但是当时，我们都激动不已。
然后，我们就忙了起来。[……]
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编辑那些文本，并且只编辑这些文本，回忆录，司法和医学档案已经完全准备就绪，除了对必要的事实、机构和词汇上的说明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干预。没有用我们的多余的废话掩盖这些原初的话语。在这个紧急状况下，没有找到哪个出版商愿意接手这个索然无味的档案。他们要求我们撰写评论。我们同意每个人都完成一篇小文章，针对的是在那个共同的、如今中断的研究进程中，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那个要点。因为一度什么都没打算说，所以对案件只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况且我们也没有时间——也就不是什么问题。
[……]大家应该注意的是，就我们而言，我从来没有讨论过团队。除了参加了一个研讨班之外，我们所遭遇的各种状况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规划。我们当中没有人被确认或允许作为福柯的学生，此后也没有。最多我们有共同之处，这与我们在那里的出现，与对他的工作和教学的兴趣和尊重是一致的；可以确定，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的那些强有力的论点的审慎态度或者固有分歧是非常客气但又充满谦恭。在我们所有人中间，职业、学科、哲学、成见和感觉的差异是明显的，也是允许的。这些差异部分的是这些集会的旨趣与活力之所在。在协助我们出版皮埃尔·里维耶案件的各种贡献之中，所有这些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笔记无疑向细心的读者展示了与该故事有关的各种态度的事实，多义性的概念，甚至各种矛盾。此外，持续地交换话语、作品和观点的事实，也产生了兼容观察的方法，协调场域的方法。尽管没有冲突，这些差异仍然是人所共知的。”
此次再版修正了第一次出版中出现的各种错舛。一些修订得益于菲利普·勒茹的细心校阅。自从出版问世以来，该书就一直遭到反复指控：它在对犯罪行为进行辩护。在上述文章中，让-皮埃尔·皮特回顾了某些笔记的充满热情和令人感动的语言，它是多么想要“更为深刻地和肉欲地识别出某种东西，它在那里被打结、被编织、被拧绞，直至到它爆裂为止。是的，他说，那种语言得以在当下延伸，安顿，传播，部分地归因于他知道这种混乱的力量，它在古老的、遥远的和痛苦的灾难中熊熊燃烧。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对犯罪行为的辨护，而不是求知的方法的话，让我们也撤回对《俄瑞斯忒亚》（Orestie） 文本的销售吧——它比[我们]这部小书要邪恶千百倍，因而比我们的书更应该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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