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与文论（43）》：
　　中国古代文论是一套独特话语体系，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文论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这些术语、概念和范畴就是它自己，翻译成其他语言就会发生内涵和外延的变化，除了语境的变化之外，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无法准确翻译成其他语言包括现代汉语。把它“转化”成现代文论，无非是翻译、意义延伸或者旧词新用，即把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翻译成现代术语、概念和范畴，或者把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和范畴附加新的意义，或者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旧词，比如在“风格”的意义上使用“风骨”，在“思想”的意义上使用“志”，在“崇高”的意义上使用“豪放”，在“优美”的意义上使用“婉约”等。这些“转化”的确有“创造性”，但这种“创造”，除了证明现代文论的合法性、适用性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把中国古代文论强行“转化”成现代文论，那古代文论就不再是古代文论了，只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是一种等而下之的东西，是一种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我们今天真正要做的是如何把它从知识形态变成应用形态，除了学术层面的研究和发掘以外，更重要的是运行它从而激活它。用它来言说和表达中国古代文学，能够更准确、更贴切地传达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气韵、趣味、神情等，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孪生的，具有“互文性”。当然也可以用它来言说中国现当代文学，那将是别一番滋味，别一番风格，也许能够说出很多现代文论说不出的东西，也即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发展、拓展、新生，它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中国古代文论的地位和价值主要是通过应用来达到的，而不是通过提倡、呼吁来达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复活”不是词语意义上的，而是体系上的，话语方式上的，它需要文言“语体”，也即需要和其他古代思想话语配合使用，古代文论话语无法独立应用。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整体，是有机体，又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能拆开零散使用，不是用了古代文论的某些术语和概念以及范畴，那就是古代文论的“应用”了，那只是“因素”存在。同时，中国古代话语只有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话语一起复活时才是真正的“复活”。当今，中国古代文论主要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这种研究本质上是用现代文论的标准来解释、评价古代文论，古代文论主要是一种文论思想资源，虽然这种研究非常广泛，是主流，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中国现代文论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文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中国古代文论更应该是中国“本位”性的文论。我们应该复活它，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
　　不论是大的整个思想文化，还是其中的文论，“融汇”论一直可以说是主流的观点。的确，中国现代文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西方文论“融汇”的产物，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融汇”的特点，历史的确有成功的经验。但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时期是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论也可以说是极端的例子，不具有普遍性，它的成功经验仅局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事实上，“中西”文论“汇通”是有限度的，它是中西方文论在近现代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妥协。但即使这种极端情形，也是有所偏重的，是“西体中用”，也即以西方文论为主体，西方文论作为模式和构架，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因素进入。今天，在“古今”“中西”不再是性质概念而是时间概念和方位概念的情形下，“汇通”同样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不能否定西方文论以及其他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重要意义，今天学习和借鉴西方文论以及哲学、文化思想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是有限度的，今天中国的情形完全变了，西方□重要、□有价值、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哲学、文化思想以及文论都已经拿来了，也就是说，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和模仿这个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可以说，大规模地输入西方思想文化、以一种仰视和虔诚的态度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包括文论的情况未来一般不会再发生。过去主要是模仿和学习，现在则是在模仿和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在同时拥有中西方的意义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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