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三年夏季开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钟思第(Stephen Jones)合作,对河北省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及北京、天津郊县的民间笙管乐“音乐会”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普查。普查行程逾万里,调查了近百家乐社,采访了数百位乐师,录音曲目数百首,复印手抄谱本几十种,拍摄照片千余张,拍摄录像数十盘,记录笔记数十万言。由我执笔整理的《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普查实录》,记录了五十家“音乐会”的现状,全文十七万字,连载于《中国音乐年鉴》一九九四年卷、一九九五年卷、一九九六年卷。
这次普查引发了中国音乐学界一场参与人数*众、学者级别高、涉及范围*广、收集资料*多、研究成果*丰的大规模采访活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冀中学案”。一个领域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学案”,就是因为涉及的范围及其采用的方法已经大大超出了话题本身,成为对整个学术界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标志性话题。无疑,冀中“音乐会”的普查及相关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话题,它标志着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整个中国音乐学界在方法论转向过程中的新取向,成为检验这段岁月的“试金石”。本次收录谱本的村庄均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准。
普查采集的资料中,*宝贵的一类就是民间乐社的手抄谱本。冀中、京、津地区的民间“音乐会”,大都藏有传抄的工尺谱本,这是该乐种的传统和特点之10乐师们对传统曲目有谱可依,有“字”为凭,常常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对同一地区一般没有乐谱的南乐会、吹打班,毫不讳言、毫不客气地称为“没谱的事”!有无谱本几乎成为同一地区一个乐种与另一乐种得以区别的标准之一,成为一个乐社与另一乐社得以表示师承渊源孰深孰厚的标准之一。具有高度历史感的民间乐师对具有几代师祖传承的乐谱,视如家珍,奉为圭臬,心理上占有的分量,不可不谓重矣,以其有无,植矩度绳,作为褒贬评价某一乐种、某一乐社的标准,到了超出谱本本身的地步。从这一评价尺度中掂量得出,谱本负载的传统含量以及在民间乐师心目中的强烈文化功能和历史象征意义。
从一九九三年夏季开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钟思第(Stephen Jones)合作,对河北省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及北京、天津郊县的民间笙管乐“音乐会”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普查。普查行程逾万里,调查了近百家乐社,采访了数百位乐师,录音曲目数百首,复印手抄谱本几十种,拍摄照片千余张,拍摄录像数十盘,记录笔记数十万言。由我执笔整理的《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普查实录》,记录了五十家“音乐会”的现状,全文十七万字,连载于《中国音乐年鉴》一九九四年卷、一九九五年卷、一九九六年卷。
这次普查引发了中国音乐学界一场参与人数最众、学者级别最高、涉及范围最广、收集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的大规模采访活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冀中学案”。一个领域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学案”,就是因为涉及的范围及其采用的方法已经大大超越了话题本身,成为对整个学术界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标志性话题。无疑,冀中“音乐会”的普查及相关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话题,它标志着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整个中国音乐学界在方法论转向过程中的新取向,成为检验这段岁月的“试金石”。本次收录谱本的村庄均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准。
普查采集的资料中,最宝贵的一类就是民间乐社的手抄谱本。冀中、京、津地区的民间“音乐会”,大都藏有传抄的工尺谱本,这是该乐种的传统和特点之10乐师们对传统曲目有谱可依,有“字”为凭,常常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对同一地区一般没有乐谱的南乐会、吹打班,毫不讳言、毫不客气地称为“没谱的事”!有无谱本几乎成为同一地区一个乐种与另一乐种得以区别的标准之一,成为一个乐社与另一乐社得以表示师承渊源孰深孰厚的标准之一。具有高度历史感的民间乐师对具有几代师祖传承的乐谱,视如家珍,奉为圭臬,心理上占有的分量,不可不谓重矣,以其有无,植矩度绳,作为褒贬评价某一乐种、某一乐社的标准,到了超出谱本本身的地步。从这一评价尺度中掂量得出,谱本负载的传统含量以及在民间乐师心目中的强烈文化功能和历史象征意义。
河北卷一
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屈家营音乐会谱本
廊坊市霸州市胜芳镇向阳街南音乐会谱本
廊坊市霸州市中口乡高桥村音乐会谱本
廊坊市文安县信安镇张庄音乐会谱本
河北卷二
保定市雄县葛各庄乡葛各庄音乐会谱本
保定市易县流井乡马头村音乐会谱本
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
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
河北卷三
定县子位村“吹歌会”谱本
杨元亨手写管乐曲调原谱
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音乐会谱本
保定市雄县大营乡北大阳村音乐会谱本
附录 河北卷曲牌和曲名俗字与规范字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