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龙门三龛碑”“伊阙佛龛之碑”，唐贞观十五年十一月（641）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宾阳洞内。碑文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亡母长孙皇后做功德等事迹。岑文本撰文，褚遂良正书。
　　此碑为摩崖刻石，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笔力挺劲，气韵广博，是早期褚书代表作，也是现存褚书字体较大的碑刻。
　　此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何良俊清森阁旧藏宋拓本，此本拓工精致、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编》所载犹多五十余字。此本外框高三十四·五厘米，宽十九·七厘米；内框高二十九·六厘米，宽十四·四厘米。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艺术门类，无不是名家辈出，精品迭见，书法更是如此。初唐书法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最为著名，欧阳询长虞世南一岁，褚遂良是他们的晚辈，比虞世南小三十九岁，全盘学褚的薛稷则比褚小五十三岁。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褚氏先世本在河南，晋室南迁，徒居江南。其父褚亮，博学能文，入隋曾为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后归顺秦王，为文学侍从之臣，列名十八学士之中。褚遂良是褚亮第二子，受其家风熏陶，年青时便博涉文史。自武德初年随父入唐后，在其父政治关系影响下，始终得到魏徵、长孙无忌、虞世南等元老重臣的顾眷。先后做过秦王府铠曹参军、秘书郎、起居郎一类小官。
　　贞观十二年，虞世南去世，太宗叹无人与其论书，魏徵便推荐“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从此因擅长书法得以侍从太宗左右。清阮元认为魏徵推荐褚遂良，“此乃征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荐其人，非荐其书。”（《揅经室三集》）可谓洞察魏徵真意。其后十年，褚遂良因为“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遂由起居郎逐步擢升为谏议大夫、黄门侍郎，最后位至佐天子而执大政的中书令和辅佐太子的顾命大臣。史称褚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诸如封禅、征战、太子黜立等诸多重大问题上，皆竭忠尽职，面颜直谏，这都是太宗朝的事情。
　　李治即位后，褚遂良却因谏阻立武则天为后，遭到无情贬斥，追削官爵，子孙流配，最后病死岭南外郡。“古之仁人志士，一言相期，死不言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志平生之言哉！”（《旧唐书·史臣传》）褚遂良忠正刚烈的一生赢得了后人由衷的仰慕，而其书法，风格独具，广大教化，也与其名同著青史。
　　欧虞二人的书法，皆成熟于陈隋之际，晚年适逢盛唐，一并列入“初唐四家”。而褚遂良的书法，已开始脱离陈隋书风的影响，自立门户，并成为有唐一代楷书成熟的时代标志。褚氏以后的楷书大家如徐浩、颜真卿等人，无不受其影响。所以刘熙载赞其为“唐之广大教化主”。试观褚氏平生书迹，不虚此言。
　　褚遂良的书法碑刻留传至今的，据说二十余种，但大多为后人伪托或翻刻，可靠的只有数种：《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
　　《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龙门三龛碑”“伊阙佛龛之碑”，唐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宾阳洞内。唐太宗时宫中掌管诏令的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此碑乃磨去北魏造窟碑重新刊刻，现存三十二行，行五十一字，计一千六百余字。碑文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亡母长孙皇后做功德等事迹。全文造句工整，辞风华丽，书法潇洒，被称为是文辞家和书法家的“天合之作”。此碑虽名为“碑”，实为摩崖刻石，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笔力挺劲，气韵广博，是早期褚书代表作，也是现存褚书字体最大的刻石。
　　传世《伊阙佛龛碑》的最佳拓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何良俊清森阁旧藏宋拓本，此本拓工精致、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编》所载犹多五十余字。尾有何元朗、毕泷、张效彬、沈志达、赵烈文等题跋，钤“静逸庵书画印”“蓉初珍藏”“清森阁书画记”“元和顾子山秘籍之印”等近三十方印。历经清代毕泷、沈志达、费念慈等递藏，此本外框高三十四·五厘米，宽十九·七厘米；内框高二十九·六厘米，宽十四·四厘米。
　　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号柘湖居士，华亭柘林（今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人。明代戏曲理论家、藏书家。少年苦读，为时俊才，嘉靖贡生，仕途失意。遂隐居著述，研讨戏曲音律。喜藏书，建“清森阁”专藏书籍、名画和金石拓本。著作有史事性笔记《何氏语林》传世。（卢芳玉）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杭州钱塘人。唐显庆三年（658）卒；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