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含散文、小小说等多种体裁的文章，不断给读者带新鲜感。书中记录了作者对教育、家庭生活的体悟和感想，贴近生活，抒发了作者的情感，带领读者从女性的角度感悟生活。
本书中收录的作品，包含教育随笔、散文、小小说等不同体裁，文章中所涉及的对象，基本都是作者生活中的人或事。作者用一双能够发现善与美的眼睛，用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或写自己的亲人、或写早年生活过的村庄、或写自己成长的大院、或写自己的学生。在她的笔下，她的学生或可爱或机灵或呆萌，她周围的人或聪明或热情或善良，想必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艳茹，笔名刘燕，北京市教师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文章散见于《北京文学》《四川文学》《作家报》《北京纪事》《现代教育报》《散文诗》《劳动午报》《中国档案报》《百花山》《翠微文艺》《石景山报》等报刊。散文《草》入选《2010中国散文经典》。2002—2006年，曾在北京市职工文学研修班和鲁迅文学院函授班学习。
剪指甲
学校规定，一周查一次个人卫生，重点查的是学生的指甲。学校会把每次检查的结果公布在校门口的小黑板上。
小黑板上的分数可是班主任的命根。所以，每次学校检查前，我都会在班里先检查一遍。不合格的就叫过来，由我一个个给他们剪干净。
可能是学校说得紧，老师查得紧，也可能是孩子们在家里剪指甲，家长是千般小心、万般温柔，所以孩子们比较依赖家长。因此几周过后，我的剪指刀基本上就派不上用场了。说基本上，是因为每次都会有一个小孩儿，而且都是同一个小孩儿不剪指甲。
几周都是他，我有些不耐烦，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但批评完我还是要耐心地给他剪好指甲。他的小手被我紧紧攥在手里，手指匀称白净，指甲盖儿上有一层红红的圆晕。只是指甲有点长，有点黑。我剪得很仔细，生怕这样嫩的小手被我剪破了。每剪完一个手指，我就用小锉细致地给他锉一锉，然后轻轻吹去指甲上的粉末，于是指甲上就锉出一个优美的圆弧。那次像往常一样，我小心翼翼地剪着一个又一个手指甲，他的头低垂着，我们两个挨得很近，我好像能听到他的鼻息声。剪完后，我抬起头，发现他的眼睛很亮，神情间有一种满足。我又一次叮嘱他以后要在家里剪指甲，然后就让他走了。
几天后的一节语文课上，我让学生们用“像”造个句子。他举起了手，说：“老师给我剪指甲时就像我的妈妈。”我听后很感动。紧接着仿佛是一个跟他很要好的同学站起来说：“老师，他跟我说过，他的爸爸要给他剪指甲他就不让剪，他就想让您剪。”我有些不解地望着他，问他是这样吗？他低下头一句话不说。我又问他为什么，过了很久，他才轻轻地说：“爸爸的手很硬，不像您的手特软，您剪指甲时就像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不让妈妈剪？”“爸爸妈妈离婚了。”
听了他的话后，我沉默了。这时我才真正懂了他为什么在我多次批评下仍然不改，原来他是想要在我身上寻找久已不得的妈妈的感觉。
突然间，我为能给孩子这样的感觉而感到幸福。我想我还要再准备一把梳子、一根针、一团线，我要把一个妈妈应该给予孩子的柔情在今后的日子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他。
孩子心中的阳光
一位“差生”的家长送给我一本书——周弘的《赏识教育》。家长说得很委婉，说自己看了很受启发，也希望我看一看，态度诚恳而谦恭。我也同样客气地接受了，但在心里，我把它看成了家长对我的一种委婉批评。
我在心里接受了这种批评。因为在接书的一刹那，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是源源不断的曾经甩给孩子们的批评与呵斥。那天我与这位家长达成了一个协定：一天中尽力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一天至少表扬孩子一次。
怀着这个念头，我比平时更关注这个孩子。但两节课过后，我实在是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地方。她上课经常走神，做作业拖拖拉拉，而且错误百出。但囿于与家长的约定，我还是在第三节课快下课时匆匆而敷衍地表扬了她，“梁馨儿今天听讲比以往认真。”我没注意到别的效果，只发现她当时眼睛一亮。
第二天，当我走进教室时，看到梁馨儿胸脯挺得直直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不由地冲她一笑。这天我打破了与家长的约定，表扬了孩子好几次。“梁馨儿的作业真认真！”“梁馨儿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好。”“梁馨儿这个字写得真漂亮！”这天放学时，梁馨儿很乖巧地大声和我说“再见”。
第三天，梁馨儿的家长来到学校，向我叙述了馨儿与他们晚上的一段对话。
“妈妈，今天天气真好！”
“不对，今天阴天。”
“今天天气就是好，今天有阳光。”
“傻孩子，阴天怎么会有阳光呢？”
“老师早上冲我一笑，我就觉得太阳出来了。”
听完后，我沉默了……我开始反思：我曾经确实让“赞赏”与“微笑”这些阳光般的东西远远离开了这个孩子，“呵斥”与“批评”成了我教育她的唯一方式。
批评如坚硬的石头，用石头去碰撞心只能让心受到伤害。而赏识则像一道阳光，让孩子的心会长叶、开花、结繁茂的果实。
分别后的思念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忘不了那个孩子。自她走后，我时时会想起她。想起她的时候，心里会微微颤动一下。
她是在“非典风暴”将要过去时离开的，是去加拿大，不再回来。
那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非典已近尾声，但学校里仍然没有学生。
那天，她的爸爸妈妈带着她来到学校，看见我，说要办一些有关的手续。
她的妈妈有些激动，有想要跟我做最后告别的意思。
她的父亲客气地请我和孩子照一张相，说：“毕竟您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梁馨予的小脸也异样地红润，带着笑看着我。
我的情绪却是淡淡的，说不上是为什么，在这具有离别意味的场景里，我像个没有进入角色的演员。
我带着淡淡的笑跟梁馨予照了相，然后又用淡淡的语气告诉她的父亲母亲，到二楼的哪个房间可以找到校长，最后淡淡地与他们分手。
随后，我就去了教室。教室空荡荡的，我在桌子的行间行走，在梁馨予的桌子前站了一会儿，又走向窗前。窗台上摆着学生们的生字词本，没有几页。
我翻出梁馨予的本。我知道，这学期，她的作业很认真。她的本上有好几个优，外加上我夸奖、激励的话。
我想：我应该把这两个本交给她的家长，并告诉他们：“梁馨予这学期进步很大。”
我想：我还应该告诉他们，这是梁馨予在国内的最后两本作业，很优秀，值得珍藏起来。在异国的土地上，有一天思念故土，就拿出祖国的文字看看吧！
我想：我最应该告诉他们的是，我喜欢梁馨予，虽然她有时让我头疼，但是，从一年级开始带她们，看着她们一点点长大，她们已形若我的儿女。我应该送给她一句爱的话语，作为四年师生感情的一个总结。
但我终究没去，任由我的感情在教室里澎湃。
那天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的感情已经平复。在二楼的拐角处，我远远看到了他们仨正要下楼，我没有赶上前将我爱的语言奉上，只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去。
留一种遗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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