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南北朝时期琅琊颜子推家族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并写出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颜氏家训》。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颜氏家族严谨、有序的家训、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序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徐梓
2015年1月
第三节 廉孝双兄弟
据明代《陋巷志》记载，自春秋战国以降，到东汉末期，颜回的后裔人丁凋落，代代单传，长达七百多年。在这七百多年里，经历了百家争鸣和焚书坑儒，孔子思想指导下的儒学和儒家弟子们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一度一蹶不振。而颜氏一直以颜回先祖为荣耀，秉持着儒家的仁孝书礼，于是不可避免地在学术上和仕途上受到冷落。直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险些枯萎的儒学才如久旱逢甘霖，快速地蓬勃壮大起来。而世奉儒学的颜家，也逐渐迎来了春天。
话说颜氏香火飘摇，跌跌撞撞地勉强延续到了颜回的二十三世孙颜敫（ｊｉǎｏ）这里。颜敫以州举茂才起家。这“州举茂才”是什么意思呢？西汉武帝为了提拔优秀官吏，选拔出色人才，颁布了“察举制”，顾名思义，察孝廉，举茂才。文帝时，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言直谏者”。“茂”字，在古代是“美”的意思。所谓茂才，就是良才美质可堪大用之才，一般由一州的长官推举，直接聘用。因为茂才的名额非常有限，一年全国才十余名，对德行、才能的要求很高。因此，在汉代，被举为茂才者一般是有比较高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汉献帝建安年间，颜敫又被提拔担任御史大夫一职，负责为皇帝提供诤言直谏，监察百官。
颜敫生了两个儿子——颜斐和颜盛，颜氏终于不再单传。而这两个儿子也相当争气，一个素有官声百姓爱戴，一个则开启了颜氏兴盛的开端。
颜斐兴农
颜斐，字文林，东汉末年举孝廉出身。举孝廉和举茂才有一些不同，“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茂才一般是州长官从州内绩效比较出色的官吏中举荐，而孝廉则是以郡为单位，多从具有深厚儒学素养、博学多才、有孝行且行事清廉方正的人中推选，不仅限于已经任职的官吏，普通儒生也有机会。不过，被举为孝廉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口较多的郡，每年也只能举荐一人。颜斐能被举为孝廉，可见他的才学品德是毋庸置疑的。
当时还是丞相的曹操任命颜斐担任太子洗马一职。太子洗马，由“太子先马”而来。“先马”，有马前之卒的意思在里面，太子洗马就是太子太傅的属官，随侍在太子也就是未来的天子左右。当太子即位以后，属官往往就会受到提拔，成为皇帝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心腹。因此，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且有前途的。
220年，曹丕立国，建立曹魏，称魏文帝。登基之后，文帝大量提拔官员，稳定朝政。这一年，颜斐获封为黄门侍郎，掌管宫廷门户，随从文帝出行。黄门侍郎隶属尚书台，一般在尚书台工作三年以上的人可被称为侍郎，然后由朝廷酌情寻机外放出任。所以在被封为黄门侍郎后不久，颜斐就被任命为京兆郡的太守了。
京兆郡是曹魏建立后设立的新郡，包括原西汉都城长安及周边地区，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都比较重要。作为一郡太守，颜斐的职责包括推举孝行廉洁出色有功之士，考核管理官吏，以及负责决断诉讼、统筹经济、监督农垦等一切和民生有关的诸多庞杂事务。
其时，颜斐面对的京兆郡已经是一个烂摊子。权力更迭，三国争霸，军阀混战，连年战火的摧残使得昔日的皇城早已不复繁华景象。尤其是马超乱起，攻破长安之后，强迫百姓上缴大量粮食以缓解军粮的不足，而不是为百姓的生存作长久的打算，以至于长安城及其附近的百姓无心生产务农，贫困不堪，田地荒芜，民不聊生。
颜斐的车马辚辚驶入长安城，一路上，所闻所见的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道路拥塞的景象令他满怀忧虑。到任之后，颜斐马上着手接管政务，走访调查。他发现百姓贫苦，付不起赋税，对政府的官吏怨声载道，而收税的官员也是有苦难言，百姓的苦处他们明白，可也要向朝廷交差呀！颜斐仔细思量，认为只有让百姓富足起来，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
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熊熊大火，就烧在了兴农兴耕上。颜斐将下属的县吏全部叫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每一个县农耕和农户家庭的情况，并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很快，这些县的官吏就在颜斐的动员下行动了起来，带领着百姓，修整田地，修缮疏通道路河渠，并专门开垦出果园桑林，种植果树和桑树。一年甫过，农事便有了开始复苏的迹象，交通驿路也通畅了许多。
当时农耕的技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如果没有牛和车，就只能靠人力去播种、犁田、收获及运输，费时费力，效率低下。然而，京兆郡百姓大多穷苦，买不起车和牛，因此，青壮劳动力较少的家庭，耕地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颜斐苦思冥想，终于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敦促百姓，利用春冬农闲的时候，进山伐木，琢成木料，交给造车的工匠来做。那时耕田运输用的车，犁辕轮辐还有可以载人载物的车身都是用木头做的。如此一来，原材料的钱省下了，车的价格就大大降低到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了。
车有了，那么牛又从哪里来？颜斐又想出了好主意。他动员手下负责农事的官吏，敦促和帮助所辖的农户饲养家畜，于是家家都养起了猪和狗。猪、狗易喂养，剩饭、杂粮、麸皮、草料均可做其食物，狗可以看家护院，猪的排泄物又可以积攒起来肥田。这些家畜养肥了之后，拉到城里的集市上可以换得不少银钱。如此一来，一举多得，农户手里逐渐有了钱，足够买牛之用，甚至还有不少结余。
一开始，颜斐的这些举措并没有得到百姓们的理解。在百姓们看来，新上任的颜太守就是个太能折腾的官儿，农闲的时候也闲不着，要养猪养狗，还要上山伐木，协助修路，如此辛苦，他们还是颇有怨言的。然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百姓们忽然发现，自己有了车，有了牛，有了更多产的土地，有了更省力的工具，有了更多的余粮余钱，日子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虽然每日都是忙忙碌碌，可是无比充实、踏实、有干劲儿！而且，不仅仅是农户受益，连带着造车的工匠和卖肉的屠户也都开始发家致富起来，往来的商旅也得到不少实惠。由此，百姓们明白了颜斐的苦心和用意，对这个太守充满了由衷的爱戴和感激之情。
勉学敦教
颜斐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小就和兄弟颜盛一起被父亲督促着读书习作，家教甚严。他不仅牢记先祖颜回以仁义教化天下、富民利民、“无伐善，无施劳”的思想与操守，也相信知识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尤其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生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读过书，有一定的学识，就有更多的机会受到政府的重用。何况诗书的熏陶能够使人明智、明理，无疑是最好的教化方式。
贫而教，易为饥寒所累；富而教，则可事半功倍。颜斐知道这个道理，他见到在自己上任两年的时间里，百姓逐渐富足，不再为衣食担忧，觉得这是鼓励推广读书的一个好时机。
在颜斐治下，如果有官吏或百姓想要读书的，颜斐都大力支持，让他们服小徭。所谓小徭，是汉魏时期徭役的一种。服小徭的人，需要服从官府的安排，做官府指定的杂使，也被称作杂役。至于这杂使，颜斐没有安排繁重的工作，而是在官署中开辟了一个菜园，让这些官吏杂役利用工作与读书的闲暇时间管理一下菜园，工作既轻松，又为官署节省了一些饮食用度。
《汉书》中曾描绘了缴纳租税的景象：“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此时的京兆郡，经过颜斐的治理，已经颇为富足了，缴租的时候，不仅仅是“大家牛车”，而可以说是“家家牛车”了。每到这个时候，颜斐就会提前发下通知，要百姓们在牛车上顺便给他捎来两捆柴火，作为给读书的人冬天寒冷时取暖及笔砚之用。这对百姓来说根本算不上负担，百姓也很乐意去做。
在这样的氛围下，读书的人既为政府做了贡献，又保证了读书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得到上至官府、下至百姓的支持，心中温暖感动，更加有动力努力读书，无形中也带动了更多人读书进取的意愿。几年之后，整个京兆地区风化大行，百姓更有教养，读书人更受尊重，凡是来到京兆的人，都感受到了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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