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花次第开——钱基博与钱氏家风_高涛_9787534782824_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网上选书平台

本书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现代大教育家吴越钱基博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以及对整个钱氏家族的影响。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钱氏家族严谨、有序的治家、治学的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徐梓
　　2015年1月

　　第二节天作之合：钱锺书与杨绛
　　一、月下老人拴红丝
　　钱锺书和杨绛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界少有的模范夫妻，从民国24年（1935）举行婚礼到1998年钱锺书辞世，夫妻二人共同度过了63个春秋。才子钱锺书与才女杨绛的婚姻不仅令人钦羡，更值得子孙后代们学习。
　　杨绛，本名季康，小名阿季，宣统三年（1911）生于北京，祖籍是江苏无锡。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民国时期知名的律师和法律人。据杨氏宗谱记载，杨荫杭是无锡鸿山杨氏留芳声巷分支的后裔，其始祖为宋朝进士、抗金名臣杨邦乂（yì，1085—1129）。杨绛的母亲唐须嫈（yíng，1878—1937）出生于无锡富商之家，与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后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1883—1980）是上海务本女校的同学。杨绛是家中的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她的大姐杨寿康专攻法国文学，曾译过法国布厄瑞的《死亡的意义》。她的小妹杨必学的是英国文学，曾担任过傅雷之子傅聪的英文老师，译有小说《剥削世家》和《名利场》。而杨绛更是举世闻名的作家和翻译家，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为此在1986年还获得了西班牙国王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
　　杨绛和钱锺书都出身于书香世家，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正是鸿山杨氏和堠山钱氏的“优优组合”。尽管是两个地方大族的联姻，但钱锺书与杨绛的缘分和感情对于维系这桩婚姻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光绪28年（1902），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无锡组织成立了理化研究会。两三年后，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又约集朋友成立了第二届理化研究会。当时，钱基博虽然还不认识杨荫杭，但这可以算作钱锺书和杨绛的间接缘分。
　　据杨绛回忆，她和钱锺书家的直接缘分可以追溯到民国8年（1919）。这年秋天，九岁的杨绛随父母由北京返回无锡，但因为找房子的缘故，她和父母偶然踏进了钱家的住所。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叙述了当时的情形：“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亲友介绍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锺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留芳声巷朱氏宅）。那是我第一次上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
　　民国17年（1928），杨绛从振华女中毕业。她很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可是清华大学虽然刚刚开放女禁，但并不在南方招考。这样，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杨绛和大姐杨寿康一样，喜欢外国文学，但东吴大学偏偏没有这个专业。最后，她不得不选择了政治系。但她对政治学并不感兴趣，希望毕业后能够到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
　　民国21年（1932）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东吴大学又因为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孙令衔等5人被迫赶往北平借读。他们借读的是燕京大学，但杨绛后来变了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取笑她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红丝的另一头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大三的钱锺书。
　　二、才子佳人情意浓
　　民国21年（1932）3月初，杨绛等人参加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转入清华大学是随后的事）。考试结束，她和孙令衔一起到清华大学会见亲友，杨绛要见的是她的老友、钱锺书的同班同学蒋恩钿（1908—1975），孙令衔要见的正是他的表哥钱锺书。在清华大学女生宿舍古月堂门口，杨绛见到了她的好友蒋恩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孙令衔的介绍下，她还第一次见到了钱锺书。若干年后，在杨绛的撮合下，孙令衔又与杨绛的七妹杨桼（qī）喜结连理，成了杨绛的妹夫，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当时，两个人匆匆一见，只是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但是，孙令衔作为中间人，却给双方误传了信息。他告诉杨绛：钱锺书已经和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又告诉钱锺书：杨绛已经是费孝通的女朋友了。然而，这两条信息都不属实。
　　因为互留了联系方式，钱锺书稍后就给杨绛写了一封信。他约杨绛在清华工字厅见面，想和她当面聊一聊。见面后，钱锺书开口便说：“我没有订婚。”杨绛也回应：“我没有男朋友。”这样，误会解除，钱、杨继续通过书信往来。清华大学通信非常方便，放到邮筒里很快就能送到宿舍。所以，他们的书信写得很勤，几乎到了一天一封的地步。钱锺书在信中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她和钱锺书的志趣特别契合。
　　因为志趣相投，他们的交往越来越深。钱锺书经常到古月堂约杨绛出去散步。他们开始去气象台，后来就到荷塘小路。这条小路应该就是朱自清《荷塘月色》笔下的那条小路吧：“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wěng）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荷塘小路很窄，一般少有人走，想必也只有亲密的情侣才走吧。漫步在小路上，钱、杨两人悄悄地说着情话，自然而然地坠入了爱河。
　　民国21年（1932）7月，杨绛从借读的清华大学卒业，并领到东吴大学的毕业文凭。钱锺书要杨绛在清华补习一两个月，考入清华研究院外语系，而他正好升入大四，这样两人就可以再同学一年了。但杨绛知道，一个暑假想补完清华大学本科四年的功课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她要从政治学转到外国文学呢！这样，杨绛打算先回苏州（1923年杨荫杭举家迁往苏州），等来年再考清华的研究生。
　　回到苏州，杨绛的亲戚为她在上海华德路小学谋得一个教员之职。杨绛仅仅在上海工作了一个多月，后来因为生病返回苏州。此时，钱锺书远在北京，杨绛则养病家中，两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感情。民国22年（1933）初，回无锡度寒假的钱锺书到苏州看望杨绛。杨绛在钱锺书的指点下开始补习外文系的功课。更为重要的是，杨绛将钱锺书介绍给了父亲杨荫杭。经过单独谈话，杨荫杭认为钱锺书“人是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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