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主业主责，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在当前形势下，“问话”“谈话”“讯问”成为纪检监察人员在工作中了解情况的重要方式。科学合法的发问方式不仅有利于侦破案件，更能够有效的高效的办理案件。 为适应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工作新要求、新部署、新举措，提升纪检监察人员的办案素养和学习需要。我们邀请长期从事反贪反渎工作的审讯专家吴克利同志编写了《问话的科学(从纪检监察问话谈话到侦查讯问)/司法实务技能培养丛书》一书。本书凝结了作者近三十年的审讯工作经验，为纪检监察人员提升工作素养提供了可贵的参考。
吴克利，1957年出生于安徽省明光市，研究生学历，高级检察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国家检察官学院驻院教官、职务犯罪研究所兼职副所长、兼职研究员、中国法律语言研究会理事、中国检察学研究会职务犯罪调查与预防专业委员会理事、最高人民检察院讲师团成员。
作者在近三十年的调查讯问实践中，潜心钻研调查讯问的奥秘，成功地总结出一套系统完整且实用的审讯方法，并已出版《审讯心理学》《审讯语言学》《调查“谈话”方略与技巧：纪检监察办案实务》《镜头下的讯问》等近十部调查讯问专著，发表了四十余篇理论研究文章，两次获得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和“新时期理论研究成果奖”。
二、充分运用语用行为的背景信息“谈话”
“谈话”语言背景信息的预设方法。背景信息预设的含义，是“谈话”语言表达结构附带包含的信息。例如，调查人员问被调查人：“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被调查人答：“那是我儿子的钱存在银行的。”这句话无论被调查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调查人员都应该能够知道他的背景含义：“他有儿子”“银行里有存款”。这种背景信息正是调查人员需要知道的，调查人员应当知道这样附加的背景信息，就是获得了新的信息。实际上“谈话”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获取新信息的过程。调查人员获取了新的信息后，就要紧追不舍：“钱存在哪家银行？存了多少钱？”一旦被调查人把银行存款的信息告诉了调查人员，就等于交出了违法违纪行为证据。通常在“谈话”活动中调查人员要设法隐蔽自己，不应该让被调查人知道的信息，就要特别小心的不在“谈话”的语言过程中显露背景信息。同时要注意被调查人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的语言背景信息，调查人员发现的背景信息越多，掌握被调查人的信息量就越大。
三、“合作原则”下“沟通”的“谈话”方法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提出的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即人们在进行话语交际的过程中总是相互配合的，为了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的目的，话语交际的双方都应当遵守某些话语原则，语言的交际活动才能得以进行。这种“合作原则”表现了语言交际的真假质量、信息的数量、议题的相关、条理方式等。但是“谈话”活动是在对抗的语境中产生的语言行为，因此，在这样特殊的语境条件下，并非总是严格遵守交际的“合作原则”，在对抗的语境条件下，其语用行为常常偏离常规，不符合“合作原则”。
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语用行为通常包含着复杂的背景含义，调查人员常常需要越过被调查人话语的表面意义，去推断话语中所隐含的言外之意。例如，被调查人因大量的受贿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在“谈话”时用谎言对抗进行否定，“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可能收受贿赂去拿别人的钱！”这句话就违反了“合作原则”讲真话的质量准则。被调查人在这里说了假话，故意违背质量准则。违背“合作原则”所产生的语言含义，在很多时候是根据语境推断而获得的。对抗性的语境出现违背“合作原则”的情形，是由“谈话”活动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谈话”成功的基本过程是从对抗发展到配合顺从的过程，也是协调语境下实现和满足语言“合作原则”的过程。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方法就是沟通，沟通就是为了设定的目标，把信息、思想、情感传递给被调查人，并达成协议的过程。
完成这种传递任务的就是调查人员的语用行为。“谈话”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的心理沟通过程，“谈话”的全部活动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调查“谈话”机制主要是由调查人员、被调查人及“谈话”环境构成的。被调查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遵守语用行为的“合作原则”如实招供，调查机关的调查人员如何利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影响被调查人、促使其如实供述其违法违纪的事实？换句话说，即调查机关（调查人员）如何才能提高调查“谈话”工作的效率，以尽快地获取被调查人自愿供述的口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被调查人的“沟通”程度。被调查人对抗的关键是不能够沟通、不需要沟通、不愿意沟通。“谈话”活动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只有沟通了才能吸收信息，信息才能产生作用。很多时候被调查人对信息的影响和刺激是封闭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不了沟通，出现了违背“合作原则”的情形，自愿供述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沟通是“谈话”的主要目的，因此，将“谈话”理解为一种沟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其中涉及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信息刺激和信息渠道。信息的发送与接收一样重要，有许多渠道可以发送信息（包括口头与非口头），但是仅仅有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并不够。“谈话”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中存在各方面的影响。沙伏特指出，在调查“谈话”中调查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控制影响手段，即运用一定的姿势或表情来调动被“谈话”者的态度，因为一定的姿势或手势可以代表对被调查人的奖励或惩罚。
调查“谈话”是在调查人员对被调查人的影响、控制下，实现调查“谈话”目的的过程。在“合作原则”下的“沟通”的“谈话”方法：首先，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弄清楚被调查人对抗的心理特点。在通常的情况下被调查人大多是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并存，从什么角度切入能够尽快地达到目标，这里包括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同时还有如果达不到目标如何进行目标的转移。这些情况，“谈话”之前谈话人都必须考虑清楚。这里以“沟通”为手段的语用行为不能直接涉及案件的主题，效果最佳的方式是通过用“拉家常”的方式询问其个人的学习经历、社会经历、生活状况、夫妻关系、交往情况、个人爱好等建立沟通的平台。
其次，确认被调查人的需求，发现研究被调查人当前的需要。如果被调查人由于畏罪心理对安全的需要尤为突出，那么调查人员就应当从降低损害的角度切入；如果被调查人当前的需要是荣誉感，那么调查人员就应当从降低罪责感的角度切入；如果被调查人的侥幸心理比较突出，那么被调查人当前的需要是摸底，即违法违纪的事实的暴露情况，这时调查人员的切入点就是违法违纪事实已经暴露的信息。确认需要的语用行为方法是：尽量要让被调查人侃侃而谈，必要的时候加以鼓励和附和，但是谈话人则要做到时刻头脑清醒，逐步进入“沟通”的通道，使被调查人充分地暴露心理需要的信息。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谈话”人不能刻意围绕“谈话”目标，以免暴露“谈话”意图，同时还会引起被调查人的警觉，封闭“沟通”的通道。
再次，调查人员要阐明自己的观点。调查人员的出发点应该是从关心、帮助被调查人的角度，以能够使被调查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获得从轻处罚为目的。其语用行为方法是通过“闲聊”，即“自由式交谈”，与被“谈话”人“套近乎”，说明自己的观点：希望每一个被调查人都能够获得从轻处罚，提出符合既定需要的建议，在对建议的问题上找出几个方案，让对方选择，使被调查人在“自由交谈”中打开“沟通”的心理通道。
复次，需注意对被调查人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要给予及时的答复，不能答复的要说明原因。有的被调查人经常会直接询问，自己供述认错、认罪以后能不能办取保候审？能不能判缓刑？等。调查人员应当根据情况给予客观的回答，针对那些罪行比较严重的，明显判不了缓刑的人，不要正面回答，以免强化其畏罪、恐惧心理，在直接告知法定从宽、从轻的条件的同时，客观地告诉他：“刑罚是审判机关决定的，不是纪检监察机关决定的，你的认识以及态度，都会记录在案，成为审判机关的参考意见。”
最后，完成“合作原则”的语用行为目标，这种合作原则能够通过外部或者内部的积极反馈表现出来。其语用行为是通过评价来解决与被调查人的心理沟通问题。对被调查人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对被调查人个人的评价（包括人的成长过程、历史的闪光点、行为的客观原因以及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对事件的评价（事件发生的原因、客观的影响、现实的目的性），对行为的社会关系的评价，不断地降低被调查人的畏罪心理，提高社会环境影响的作用，从而进入被调查人的内心世界，逐步控制被“谈话”人的情绪和情感；消除对立抵触情绪，让他体会到政府对其挽救的诚心；激发其个人荣誉感，或利用其感情脆弱，唤起其后悔心，感到自己的行为的确给家庭、给自身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遗憾，从而自愿选择供述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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