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种挑战的增多，欧洲越来越认识到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务实态度日益占据上风。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始，便得到了欧洲各界的普遍关注和积极研究。参与本书写作的各位专家学者从经济、文化、社会及安全领域探讨了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分析了欧洲市场、技术、资金和经验在这一倡议中的积极作用和未来发展空间，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发展规划、国际产能合作、“欧洲投资计划”等相对接，同时探讨了难民危机等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国和欧洲学者在这一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黄平，社会学博士（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东欧智库交流合作网络秘书长、欧洲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涉及发展、全球化、现代性及中美、中欧关系，用中外文发表过专著、论文多部（篇），并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
赵晨，国际关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欧洲国际关系、欧盟政治、欧洲一体化和全球治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德国曼海姆大学访问学者。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亚欧季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经常为《人民日报》等国内外媒体撰写与欧洲相关的时评文章。
第一部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欧洲 “一带一路”与欧洲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冯仲平黄静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黄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后，“一带一路”日益成为激发中国外交创造力、拓展中外合作深度和广度的概念。此概念最早提出时针对的主要是中亚与东盟国家，但欧洲已然是“一带一路”重要参与方。201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纲领性文件将欧洲作为“一带一路”的“一头”看待，指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商务部网站，2015年3月28日，（上网时间：2015年8月20日）以“一带一路”的规模，如无欧洲实质参与，绝难功毕；而一旦中欧合作，以二者体量，又必定具全球影响。本文拟对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现状、前景进行探讨。
一、从“一带一路”本质看中欧合作动力
“一带一路”并非自由贸易区，并非势力范围，并非地区一体化，也与常见的地区间主义大相异趣。其本质特性与内涵为中欧提供了新的强大的合作空间。
第一，“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含了国际维度的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并提。“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在2015年3月指出，要“完善区域发展政策措施，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形成相互衔接、互为支撑、东中西联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张高丽：引领新常态开创新局面——在第十六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3月23日2版。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也在谈“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时提及“一带一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华社北京2015年11月3日电。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发展政策、一个空间规划任务；是中国试图平衡境内各区域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试图统筹协调境内外发展的产物。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40版本”，其空间尺度囊括国家和跨国区域，不再是一个局部的联系通道，而是一个将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大战略。以前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仅着眼于国内的协调，“一带一路”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范围，拓宽了中国经济活动的回旋余地。张可云、蔡之兵：“全球化40、区域协调发展40、与工业40——‘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内在本质与关键动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月，第89页。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是全球经济空间的变化。随着制造业重心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各大陆腹地陆续卷入世界经济增长大潮，过去处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国家面临新的发展机会。此外，3D打印、纳米、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新一轮工业革命推升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这种动态调整显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活力。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打通国界边境、区域结盟、订立贸易协议可视作是对空间的一种整理。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扩大与深化也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整合欧洲的经济空间的一种方式。“一带一路”也可做类似理解。但“一带一路”所整合的空间，远超中国之外，与“欧洲空间”及其外延已多有重合。
第二，“一带一路”是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工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综观此“五通”，政策、贸易、民心皆有成熟的渠道或机制，并非“一带一路”所独有；只有“设施联通”“资金融通”确有新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中国政府已提出国际骨干通道建设、提升道路通达水平、统一全程运输协调机制、能源基础设施合作、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多项具体建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而“资金通融”很大程度上是为“设施联通”服务。新成立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等金融机构旨在为基础设施投资筹措资金，激发潜在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中国重视“设施联通”，固有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考虑，但“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全球都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早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际，中国经济学家、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即呼吁出台“新马歇尔计划”，通过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季桂保：“林毅夫：以‘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复兴”，《文汇报》，2012年10月16日。2009年4月的伦敦二十国峰会讨论了类似设想。
任何生产环节都有三种成本：人员成本、税负和物资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物资成本。企业要想盈利，就必须尽量降低这三种成本。但就像沃勒斯坦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所指出的那样：“生产环节的三大主要成本一直在不断攀升，现在已经逐渐接近其渐近线，以至于整个系统已无法通过过去五百年间曾经使用的各种有效的机制回归平衡状态。生产者追寻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但这条路似乎走到了尽头。”\[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徐曦白译：《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正因如此，多国政府如能联手投资基础设施，将有效降低企业的“物资成本”，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困境，国际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止步不前。因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才得到多国响应。
第三，“一带一路”是对现有国际合作模式的一个摸索性的调整。“一带一路”在既有框架下对国际合作模式进行了大胆创新。中国学者对“一带一路”的各种形容，如“多元性与开放性”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国际政治与经济》，2014年第11期，第15页。“共生”张艳璐：“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复合型共生关系分析”，《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第97—110页；衣保中、张洁妍：“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合作共生系统研究”，《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第65—74页。等，都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新事物。首先，“一带一路”的走向和边界达到了惊人的开放度。在媒体报道中，“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数目有相当大的出入，从20几个到70几个不等。“一带一路”甫一推出时，一般人认为欧洲中只有欧陆东南缘为“一带一路”所覆盖，但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英国将其北方工业振兴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大大延展了“一带一路”的范围。其次，“一带一路”由政府搭台，但大部分项目为市场运作。丝路基金即采用市场化运作。2014年11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准备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并开始运行，公司注册资本为61525亿美元。丝路基金将以股权为主的市场化方式运作，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一带一路”也不发布项目清单，企业需独立评估风险。孙韶华、方烨：“多地‘一带一路’对接方案成形”，《经济参考报》，2015年4月29日。最后，中国政府虽然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但并未预设任何标准。这与以法律和规范结合在一起的欧盟迥然不同，与美欧主导的很多国际组织以及自贸协定也大相异趣。
这样的一个事物将在多大程度上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冲击，并不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国际秩序之不足已十分明显：被寄予全球治理厚望的二十国集团“虎头蛇尾”，不孚众望；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各种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重新兴起；中东北非持续动荡，多个国家几近崩解；俄欧中间地带陷入持久低烈度冲突；亚洲的地区秩序正在重组。从更深刻的时代潮流看，全球化下，地域的功能与其实际边界越来越不一致。地区不再由物理或文化边界来划分，而是根据各种功能冲突来划分。民族国家仅是治理结构的其中一种，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地区治理机制交叉重叠，形成错综复杂的治理网络。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需要新的、更有效率的、更符合时代潮流的秩序安排，至少是对既有秩序进行创新性修补。“一带一路”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探索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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