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现每两个月推出一辑。辟有“故时风物”、“名人一瞬”、“旧事重温”、“私人相簿”等栏目。通过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生动活泼的文字，以独特的视角回望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可看、可读的历史读本。
　　《老照片（第101辑）》述及的有用照片编辑的吴兴沈氏宗谱、“城市人民公社”、马歇尔的猎枪、五三惨案回忆等。

　　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第101辑）》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有多少照片仍在沉睡
　　冯克力
　　二十二年前，山东画报出版社刚一建立，即与某高校的教师们合作，编辑出版了《图片中国百年史：1894—1994》。
　　这套书大致按编年的体例，历年发生的大事都要尽可能用图片来呈现。当述及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饥荒，即通常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时，果真就遇到了“困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那是夸张，但编辑者们的确是跑遍了国内各大报社、通讯社及档案馆、博物馆，居然没能找到一幅真实记录灾荒的照片。最后，只好从别的出版物里翻拍了一幅周恩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询问“饿死人”传闻的手迹，又想办法找来一张反映当年土地因干旱而龟裂的照片，算是给了那场饿毙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一个草草交代。
　　那时候，照相机在中国虽说还远未普及，但政府机关、厂矿企业，以及大大小小的宣传、新闻、文化机构里，专职或兼职的摄影工作者已不在少数。你不能不佩服，一场举世震惊的大饥荒的影像，竟会留下如此彻底的空白，这本身恐怕也算个奇迹了！
　　本辑所刊《一宗从档案里流出的照片》，曾随附在向上级政府申请教育资金的报告里，呈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山西兴县的贫穷与教育的落后。因是为了向上面要钱，加之这些照片又不会公开流布，故主事者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地展示了当地的贫困面，无意间却为后人了解老区当年的真实境况，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
　　由此想到，为了类似的目的而拍摄的照片，应该还有不少吧，包括饥荒年代的照片，可能正沉睡在某个部门的档案卷宗里呢，而且它们总会有被唤醒的一天。

谭金土 1917年：用照片编辑的沈氏宗谱
张贻贝 “城市人民公社”的片断回忆
朱新地 说说我的中学时代
黄肇炎 三线厂的伙食
邓可蕴 六十二年前去八达岭游玩
王孔杰 “落实政策”那些事
李 宾 一宗从档案里流出的照片
雍 坚 1930年代：质感静美的济南
张 俊 民国时期的沙市中山公园
马西良 一处乡村“洋”学堂
张丹非 父亲留下的照片
张星扬 关于爷爷的零散记忆
鲁 跃 无尽的思念
杨康博 悼祖母
崔兆森 马歇尔的猎枪
李义福 家国情怀
刘可牧 五三惨案回忆
龚玉和 一个人的“抗战史”
王 任 启蒙的历程
黄豆米 我和父亲与《老照片》
张春来 我爱读《老照片》
杨秀利 一次美丽的邂逅
冯克力 有多少照片仍在沉睡

　　《老照片（第101辑）》：
　　临毕业前夕，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方面，电影《军垦赞歌》的优美插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得大家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与此同时，上大学仍是每个人的热望，谁也没有懈怠复习。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的美丽诱人。
　　大约是4月份到5月初吧，离高考不到两个月了，学校里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医农班的吴同学自愿放弃高考去了西双版纳农场。本来，此类举止在那个年代并不算新奇，甚至还可能受表扬并掀起一个向其学习的运动，昆一中以前也有过毕业生主动放弃高考下乡的例子。但吴同学是不辞而别，且留下了一封长信。吴在信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当今蛀书虫。每当我想起那些在深山里开凿隧道的人、那些用艰辛的劳动创造世界的人，我就感到自己不能继续在教室里坐下去了。特别是有些老师，更是在混日子，简直不知羞耻……（事隔近五十年，请原谅我只记得一点大意了）
　　医农班教室就在我们班对面，吴同学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学习勤奋，文质彬彬。在当时，埋头读书的学生如果不是“红五类”或者表现积极，几乎都有成“白专”典型之嫌。吴的家庭出身好像也不是什么“红五类”。
　　当时我们听到的故事是这样：吴同学到省农垦局谎称自己是社会青年，坚决要求去农场，于是办妥种种手续并转了户口，对学校则是请了几天病假。总之，吴的计划成功了，当他的信送到学校时，人已经到了西双版纳某农场。
　　吴同学这封思想新锐、措辞激烈、对老师发难的公开信，无疑是在一中投放了一颗炸弹，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学生中立即分成几派，赞许的、佩服的、愤怒的、嘲讽的、怀疑的……整个校园都在议论纷纷，学生不再认真听课，老师也无法讲课，教室里简直坐不下去了。
　　在日益不安的氛围中，上级派工作组进驻了学校，于是一批批的学生被找去开座谈会。起初大家都以为，工作组是来维持学校秩序与纪律的，座谈会上许多人批评吴同学目无校纪、不尊敬老师等等，但工作组的意图似乎不在于此……
　　不久以后，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6月29日，学校里发生了揪斗老师的事件，许多老师（特别是老教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虽然比起后来“文革”中的种种做法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学校里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时，我们已经完成了高考前的各项准备，只等着进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最后成了无限延期。
　　不久北京一中的毕业班寄来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全国各地第一中学的毕业生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让我们直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管心里赞成还是不赞成，几乎人人都在信上签了名。那时我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轰轰烈烈地革命造反、破旧立新，最后还是恢复高考救了我。此为后话。
　　1968年12月，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达，1969年初，昆明市的中学生（从高66至初68共六个年级）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经历了“文革”中的七斗八斗，班集体早已成一盘散沙，自然不会再有什么集体毕业照，我们甚至连正式的毕业证书也没有。记得当时离校和下乡是一起办理的，每人拿到了一张巴掌大小的纸片，上书“毕业分配证明”，离校手续就办好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中学毕业了！从此，一代人别无选择地奔赴了广阔天地，中国词典里也多了个专用名词“知青”。
　　在此顺便补充一下，当我们遵循“最高指示”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听说吴同学已经是西双版纳某农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到昆明来开会了。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他当初的惊人之举，究竟是“先知先觉”，还是歪打正着？
　　在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无数风雨坎坷之后，高考制度终于恢复。1978年，我在江苏省参加了高考，这时我已三十一岁，高中毕业整整十二年了。由于一些原因，我是在只准备了两天政治，其他都来不及复习的情况下走进考场的。当时唯一的念头是：如果我放弃这盼了多少年的机会，会后悔一辈子，要是真的考不上，从此认命也！结果，我考上了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且高考总分为全校第一（这倒有些意外），而这份实力和底气，无疑是昆一中给我的！正是在昆一中接受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我才能在离开学校并折腾多年以后终圆大学梦！
　　当我走进大学校园，和那些比我小很多的同学坐在同一个课堂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回想起当年在“废除高考倡议书”上积极签名的举动，不禁感慨万端，历史真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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