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口述历史_林丽成著；邹逸麟口述_9787545812817_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网上选书平台

《邹逸麟口述历史》细述了上海租界弄堂里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家庭及家族数十年间的变迁，记载了口述者先后在教会学校和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求学成长过程，重要的当是详述了师从谭其骧先生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研究而开启的治学之途。此书实录了一个衣食无忧、怯弱本分的上海少爷，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而转型，跋涉于史林、遨游在学海，并成为学界翘楚的耕读生涯。由口述者娓娓道出的一个个历史场景，情节生动、细节真实，一如其平实质朴的治学风格，充满着对亲人的深情，对学术的挚爱，对后辈的期许，呈现了一位学者的八十年华。他的生命历程再度诠释了先贤的经典：认真做事，老实做人。

本书稿为著名历史地理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地方史志学会原会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原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邹逸麟教授八十年生活事业的回忆，大体可以分为家庭和求学、史地事业六十年、治学与心得、参政议政十五载等几大板块，其间穿插追忆恩师谭其骧，得失相随、祸福相依的人生感悟。内容丰富，言辞恳切，一如其治学风格平实质朴，充满着对亲人的深情，对学术的挚爱，对后辈的期许。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 6月

一、孤寂的宝宝
1935年早春，上海北站，一列驶自天津的火车进站了。这是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不过那一刻我还是个胎儿，匍匐在生母的腹中。我们跟随前来接站的亲戚上了黄包车，一路奔向不远处闸北的一条弄堂里，那里是我的三叔邹星如（字春荪）及三婶张氏的家。
为什么我的生母不在天津家中安静待产，要在这春寒料峭的时节，千里奔波赶到上海的三叔家呢？女人啊，一旦嫁作人妇，其所侍奉的就不仅是孩子、丈夫，还需分担丈夫家族的责任。我的生母，作为邹家的长媳，更是义不容辞。
我们邹家，祖籍浙江绍兴。因我曾祖父杏村公从绍兴到宁波做生意，一家人就从绍兴搬到宁波定居了。曾祖父娶的第一个太太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原配去世以后，再娶了太太倪氏，续弦又生了八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我祖父这一辈，同父异母共有十一个兄弟、四个姐妹，邹家的这一支可谓人丁兴旺。
我的祖父邹椿排行老三，为曾祖父的原配太太所生。也许是遗传，我的祖父、祖母也多产，一气生下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祖母终因难产而逝，那个年代，孕龄女子因难产丧命并不是罕见的现象。接踵而至的灾难是，我的祖父才四十一岁就离世了。他在宁波开了一家鞋帽店，但因年轻时就染上了鸦片，不仅抽光了家产、且壮年命殒。可怜的是，留下了那一串未成年的孩子。
父母的早亡，对十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真是灭顶之灾。嗷嗷待哺却衣食无着的生存困境，更由于祖父吸食鸦片毁败家业的丑事，让我的父辈蒙羞。生活的窘迫、为人的自卑，使我的父辈难以在宁波继续生存。祖父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长子才十八岁，已远赴东北吉林，投奔做木材生意的四叔邹槤做学徒。老二不幸夭折，十二岁的老三，还有老四、老五，小小年纪都得自谋生路——托人收做学徒，其实就是童工。老六、老七实在太小，只能寄养在孤儿院里。兄弟间就此天各一方，各觅生路。也许，正是童年时代经历的这份痛彻肺腑的骨肉分离，让我此生深深感受到父辈间刻骨铭心的手足之情。
光阴荏苒，到了1934年的秋末，我的生父、邹家长子邹精如（字梅荪），虽年仅三十六岁，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邹家的这一支已落户天津，所经营的天津三友实业社的生意也已达一定规模。与事业发展比翼齐飞的还有邹家的人丁兴旺，此刻，生母沈氏又怀上了第七胎——我。与此同时，我的三叔邹星如（字春荪）也已在上海落户，他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销售员，收入颇丰。年已三十的他，妻子张氏也近三十了，却始终未孕，膝下冷清。那个年代，生殖医学不似今日，可以依赖发达的医疗技术，传宗接代完全就是自然的造化，加之民间“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生意场上顺风顺水的三叔夫妇，心病难言；当然，这也一定是邹氏家族的共同缺憾。
我的问世，使家族长辈们的困惑忧虑有了转机。生父母首先考虑的是手足之情至上，同时考虑到上海的地域环境、三叔的家境，都不会对我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于是由我的外婆沈老太太出面，拍板决定：邹家长媳、她女儿的这一胎，遑论男女，都得过继给邹家老三。
旧时家庭，外婆、舅舅在家中事务方面都是很有发言权的。作为外姓，他们在经济上与本家没有利益关系，不似同姓的叔叔伯伯；但从血缘而言，又是至亲。我的外婆，不仅帮着我的生父母操持家务，还在亲家去世后、邹家最困难的时候，把年幼的五叔送到汉口，收留在外公的木器行做学徒，以后又把另一个女儿许给了五叔，亲上加亲。所以，在祖父母都早夭的邹家，我外婆的地位和作用，早就不仅仅是我生父的丈母娘了。
外婆的决定让三叔夫妇甚是惊喜。深深感激之余，掐指翘盼的日子里，不免生出担忧：大嫂若生女孩，承诺兑现是有把握的；若为男孩，一向重男轻女的大哥是否会陡生犹豫、临阵变卦呢？深知大哥秉性的三婶，不想在希望的悬疑中忐忑无着，尽早坐实才是第一上策。于是三叔发信天津，百般诚恳地陈述各种利弊关系，力邀大嫂早日到沪，静养待产。我的生父，自然是不会因为尚未出生的第七个孩子而不解同胞手足的诚意、让三弟夫妇担忧失望的。所以，我的生母在履行了一个主妇必须完成的中国春节的各式繁文缛节后，就没有理由再留在天津的家里照料我的兄姐们了。北国冰雪中孕育的胚胎，将在温润的江南孕育成熟，蒂落而出。
1935年8月31日（农历8月3日）我顺利出生了。因为是男孩，天津、上海的两个邹家皆大欢喜：如果把我留在天津家里，不缺儿女的生父母只是多了一个孩子而已；而现在，他们能为胞弟创造一个儿子，岂不更有胜造七级浮屠的成就感。我的外婆，正是她的英明决定、果断决策，而为邹家促成如此大业，阿弥陀佛！至于养育我一生的爹爹、姆妈，人生从此功德圆满，无所缺憾！毋庸置疑，这个儿子就是此生至宝啊！不需查经问典、不再求神拜佛，就叫宝宝了，这是最不可能产生争议、彼时恰合所有长辈心愿的命名。
如今依然值得回味的是，直到我也年过花甲、已是儿孙绕膝的年纪，几位依然健在的婶婶还对着两鬓花白的我叫着：“宝宝”。历经风雨坎坷、步入感情世界日益迟钝麻木的人生晚年，还能听到“宝宝”这样的温暖称谓，真好！
如今能够记录我人之初的第一手证据，就是一周岁的照片了。一张是奶妈抱着我的，一张是姆妈抱着我、爹爹站在旁边的。那年我姆妈三十一岁，爹爹三十二岁。近八十年过去了，照片上依然清晰可见，我姆妈双脚前的地上有一滩水渍。据我姆妈说，正当摄影师忙着调整灯光时，我不合时宜地撒尿了。母亲立刻表示歉意，准备擦掉，摄影师却不让擦，还连连表示“有财有水是好兆头”，就这样留下了历史真迹。
从衣着看，我姆妈的黑色短袖旗袍，黑色皮凉鞋正是当季的穿着；爹爹灰色长衫、黑色圆口鞋，也是那个年代民族资本家有别于围着洋人转的买办们的标配吧。而我，从头到脚，衣帽鞋袜一样不少，在这盛夏，该有多热啊！即便是为了照相。也许我从襁褓起，就是一样不缺地被裹着的宝宝。我曾有过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孩子一样，穿着两条背带的田鸡裤、光着脚丫、在弄堂里蹒跚学步的日子吗？
按照当时的风俗，男孩一周岁时要“抓周”，通过“抓周”来预判小孩子将来可能从事何种行当、发展方向。据我姆妈讲，当时放了算盘、毛笔、书本、秤杆等在我面前，结果我一把抓起了秤杆。对此结果，心中暗自得意的该是爹爹，他得以期许子承父业了。事实是，当我长到刚及他肩高的年龄，就让他大失所望了。我不喜欢数字，更讨厌生意经。由我可见，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民俗“抓周”，只是用以误导父母的游戏而已，绝不能作为人生发展的预兆。
听我姆妈说，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闸北在日本人的轰炸下受到重创。姆妈抱着我，匆忙中从闸北逃至公共租界；在新閘路福康里租了一間厢房住下，那是老式石库门房子，如今已被改造得很漂亮了。直至1941年，我六岁时，全家迁至江宁路（当时称戈登路）727弄的达德里，一条新建的新式里弄。所谓上海的新式里弄，与老式里弄的最大区别有两点：第一，内置配有抽水马桶的独立卫生间，生活由此方便卫生；第二，外墙采用全钢窗，密封性好，不似老房子的木门窗，因木材的热胀冷缩而漏风渗雨。这个房子不是爹爹买下的，而是用金条顶的（类似押金），家里每个月还是要付房租的。从1941年我六岁始，至1992年的五十一年间，达德里46号是我家在上海的永久居所：我娶妻成家在此，我们的孩子都出生在此，我的父母终老于此，我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此。可惜的是，如今它已在城市改造中被拆迁、荡然无存了。
我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始自五岁在新閘路福康里的家。记得那时我家住的是前、后厢房，加起来二十多个平方。房间一隔为二，前间起居加卧室；后间白天是吃饭间，晚上则给家里的帮佣娘姨住。六岁那年迁到达德里后，就住得非常宽敞了。46号内有上下三层，一、二层楼分为前、后两间，三楼是一大通间，还有亭子间。那时家里只有四个人居住，我们一家三口，一个娘姨。所以从六岁起，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间，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如今回味童年时光，感受最切的就是孤独。家里没有兄弟姐妹，
姆妈也不放我去弄堂里与邻家的孩子们玩。那时候家境可以，穿戴也讲究，出去玩耍，免不了手脚破皮、衣裳龌龊，这是姆妈接受不了的。哪怕就是踢踢小橡皮球，在弄堂里来来回回踢几下，姆妈就会在身后喊话，“慢慢交，吃力了要发扁桃腺咧！”我就只得乖乖地缩回来。小时候，我也确实不争气，经常扁桃腺发炎，记得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发烧一次，姆妈就得带我去看病，这也是姆妈“笼养”我的主要原因。当时都是看中医、上海的儿科名医沈仲方，不大看西医的。说来惭愧，这辈子我连打羽毛球也不会。我从小学开始，中学、大学，体育课没有一次及格过。单杠、双杠、跳马都不行。反正体育不及格也不会留级，就这么一年年地混过来了。如今强调孩子全面发展，对经常哮喘的孩子，医生的处方之一就是坚持游泳，而且要冬泳。我想这是对的，尤其是男孩，只有通过锻炼变得强壮了，抗病能力强了，才不会像我的小时候，终日可怜巴巴地匍匐在二楼的窗口，看着邻家的男孩子们在弄堂里打弹子、刮刮片……，汗流浃背。
我这辈子还与海鲜无缘，省却了许多豪奢大餐之劳。姆妈讲，我小的时候几乎顿顿吃鱼，有一次出痧子，反应不大，稍微有点低热，喂我吃鱼时我用手推开了，也许是那天的鱼不新鲜、腥味重吧，而姆妈觉得小孩不想吃么也不要勉强，就顺我的意愿，慢慢地我就永远不吃了。我妻子在世时，随我姆妈，也一味顺从我的这个“怪癖”；如今由女儿们照料膳食，就难免被娇嫃地数落：“嘴刁唻，难弄唻！”
家庭给我的另一深刻烙印，就是做人要规矩。虽然爹爹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我姆妈还不识字，但对孩子的管教是很严格的。饭桌礼仪、家里待客、出门访客，任何行为都有规则。我小时候大多穿皮鞋的，只有冬天很冷时才穿棉鞋，我姆妈讲，“小囡不好穿布鞋，一双脚样子穿得一塌糊涂了。”她从生活细节上着眼，给小孩的一生创造比较好的条件，所以至今我都能穿尖头皮鞋。我记得普希金的诗里有一句话，“整个俄罗斯找不到一双漂亮的脚。”在诗人看来，俄罗斯女人的脚太大了，不符合他的审美要求。无论中外，传统文化还是蛮讲究的，不管男人女人，手、脚的样子蛮讲究的。
小时候姆妈关照的许多道理中，我最记得的是两句，终身牢记的：一，不好撒谎。姆妈讲，你做别的事情不要紧，你说谎，我要用尺啪啪地打的。二，人家的东西不好拿。听话、不做让父母生气的事，是我自懂事起的信条。所以，我从小就是循规蹈矩地做事为人，恪守一生。在传统家教的熏陶下，我这辈子不可能叱咤风云，但也因之平平安安。
我姆妈虽不识文断字，但对传统道德规矩很讲究。至今仍不曾忘却的一个历史场景是：姆妈急速交替地挪动着一双半放的小脚，向弄堂口蹬蹬蹬地奔去，去追赶刚出门的爹爹。那是我家还住在新闸路福康里的时候，我有五、六岁了。那天，因为父亲的妹妹、我的小姑妈突然到访，姆妈觉得夫家来人了，一定要留她吃中午饭、一定要添菜，而爹爹按常规给我姆妈的小菜钱就不够了，得紧急申请“新增预算”。旧时家里都是男人管钱，每天的菜金也都是“计划经济”，但我姆妈对爹爹面上的亲戚都很尊重和照应，这关系到爹爹在家族中的面子。四叔、五叔、七叔、大伯伯等亲戚到上海来，都住在我家里，姑嫂、妯娌间也是非常亲热。平日里姆妈操持家用总精打细算，但对来往的夫家亲戚都出手大度。父亲兄弟姐妹十个，亲戚来家往往一住多日，一日三餐，如何待客，是为妻是否贤惠的一把标尺，要给夫家来人留下好的口碑，给爹爹撑脸面。所以，这也是我自小从姆妈那潜移默化而知的待人之道，晓得亲戚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也是旧式家庭代代传承的基本道德准则。
我爹爹因祖父母早亡，十三岁即离开宁波老家，转辗汉口、上海等地当学徒。二十多岁时考取了三友实业社，我曾问过他：“爹爹你考什么？”“考两门，毛笔字、算盘。”我爹爹的一手毛笔字和打算盘都是有童子功的；右手执毛笔，左手扒拉算盘，左右开弓；左手计算的结果，右手记录到帐簿上，不仅快得一塌糊涂，还准确无误，这就是那年头生意人的基本功。
三友实业社是一家著名的民族企业，因为是由三个浙江人怀揣实业救国理想于1912年合伙创办的，故名“三友”。其最著名的品牌产品就是三角牌毛巾。三友实业社的企业文化当时也是深入人心的，“三毛之父”张乐平曾在三友实业社做学徒画广告；“袖珍小生”顾也鲁在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时，参加吼声剧社，业余时间去演戏。小时候我家里用的餐具就是三友实业社的实物广告，白色瓷碗上印着一行小字：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
爹爹考入三友实业社时先是做职员，后来当上了营业部主任。工作几年后，熟悉了不少外地客户，就离开本部做三友实业社的推销员（时称跑街），专跑湖北汉口和安徽来沪采购的客商。干了几年后，积累了些资金，即和邹家几个兄弟加上三友实业社的老同事们合资，先后开办了太平洋织造厂、光大毛织厂和两爿金国百货公司，在上海就算是中小资本家。两爿金国百货公司开在南京西路、今市体委大楼和金门大酒店间，太平洋织造厂在卢湾斜土路，是生产帆船牌毛巾和床单的，老上海人家也是家喻户晓的。现在想起来，自己做生意，真比做朝九晚五的职员要辛苦很多。我记得小时候爹爹一个星期只回家吃一两顿晚饭而已，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的。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也可能是生意人的礼仪排场，爹爹出门时穿的纺绸长衫、西装衬衫，件件熨烫得刮挺，都是母亲服侍的。至今我仍记得，爹爹用宁波方言押韵地说道：“若要知晓老婆贤，且看丈夫身上衣。”男人邋里邋遢，他的老婆不会好的；男人出门穿得体面，也是给老婆面子，说明家中太太贤惠。
相夫教子一辈子的我姆妈，生活平平，活动半径基本围绕在达德里弄堂的生活圈；她生前得以无数次念叨的人生亮点，就是一次难忘的京津之旅。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邹家父辈们的生意都做得顺风顺水，金秋十月，在天津的大伯（我的生父）和五叔、在北京的七叔，三家商议着联合邀请我父母去京津地区游览。他们通过中国旅行社的安排，乘坐美国四引擎空中霸王机由上海飞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乘飞机，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从小骨肉分离、各奔东西、自谋生路的亲兄弟，很难得地四家聚在一起，在京津地区玩了半个月。那个年代、那代人，坐飞机去旅游，绝不是平常人家的平常事；所以，这次不平常的游历，是姆妈在她的太太圈、姐妹淘里津津乐道的永久话题，也是我们儿孙辈必须永远洗耳恭听的家族旧事。姆妈不仅屡屡描述她所见到的故宫、颐和园，还念念不忘吃过了谭家菜，当时北京最高档的酒席。
小时候的印象中，爹爹终日在外忙生意，姆妈也有自己的太太圈子、常出去搓麻将，能在家里与我全天候亲密接触的就是娘姨阿叶了。记得夏天她每天得给我洗澡，边洗边对我讲：“弟弟哦，我顶好汰到侬有小囡哦。”反反复复地唠叨，她的意思是等我有了孩子，她还要帮我的孩子洗澡。可惜她的这个愿望，因为1949年以后的家境变迁戛然而止了。也许因为没有玩伴，太寂寞了，出于孩子的天性，有时我就跟娘姨捣蛋。记得有一次洗澡前，她刚帮我脱了衣服，我就光着身子朝外跑，她一双小脚追不上我，边跑边叫“弟弟，弟弟，小鸡鸡落脱（掉）喽，小鸡鸡落脱喽。”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低头向下看，被她“叭”一把抓牢，揿回澡盆里。我上学后，每天读书都得早起，那时爹爹姆妈都还没起床，所以每天都是阿叶为我准备早饭，然后坐在一边陪我吃早饭。
阿叶是浙江象山人，天主教徒。我家住新闸路的福康里时就来了，然后跟到江宁路的达德里。她来我家时有四十多岁了，只知道她的男人很早死了，又没有小辈。她在我家二十多年，相处非常融洽，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们从不把她当佣人看，如果她生病了，我姆妈马上会为她请医生、抓药。她的至亲只有一个弟弟，原是卖柴爿的，把老家象山的柴爿运到上海来卖，当时上海有很多人家还是烧柴的。爹爹觉得他往返沪浙两地、风里来雨里去地卖柴爿蛮辛苦的，就把他安排到金国百货公司的职工食堂烧饭。当时两爿百货公司就在对门，有十多个员工，需解决膳食。那个食堂，我也去吃过两顿的，伙食不错的。所以他跟我家也很熟，几十年下来，都是老朋友了。
我们把娘姨当作家人，她也一直固守本份，非常守规矩，把我家当作自己的家，帮着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对东家很忠很忠的。这种主仆关系现在很难看到了。1952年我高中毕业时，正好“三反五反”，我家受到冲击，她只好回了象山老家。回去后请人代写了一封信来报平安。我记得蛮清爽，她走的时候，带走好几个金戒指，这是她在我家二十来年做工攒下的。旧时做娘姨的都这样，她们在做工期间，吃穿住用都在东家，没有什么开销，积攒下来的微薄收入也不会存银行，最保值且安全的办法就是打成金戒指，日后养老。
记得我的生父来上海时，常带我出去玩，出门坐上黄包车，就会把我抱坐在他的膝盖上。那时亲戚们都说大伯伯最喜欢我，我也有所感觉，但并不知道其间血缘的秘密。
回忆人之初的岁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玩伴，只有父母长辈和胜似亲人的娘姨。虽有锦衣玉食享用，但孤独寂寥的惆怅，深深地根植于幼小的心灵中，那是一生挥之不去的形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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