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的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2-1973）_[法] 米歇尔·福柯著；陈雪杰译_9787208139671

　　本书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1972-1973年的授课演讲。作者在本书中首次提到关于监狱起源的伟大理论。全书围绕着刑罚、监狱、强制力等概念展开。福柯用一种接近于现象学的方法来分析各种惩罚形式在其时代中何以存在，用一种谱系学的方法来解构惩罚机制，研究其在历史中的变化。福柯将看似断裂实则具有连续性的惩罚机制演进串联起来，通过这种对惩罚的研究，描绘出社会文化反思的新的历史背景。

　　译者的话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体系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的影响。《惩罚的社会》是福柯于1972—1973年所授课程的全译本。

　　福柯对于法国刑事问题的探究，继1971—1972年刑罚方面课程之后，在1973年1月转向了更大的目标，他不但致力于刑罚的产生方面，而且还专心于惩罚性权力的产生，即“规训的”问题。而后，福柯于1975年出版了著作《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该作品讨论了现代化前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的过程。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它被看作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福柯在这部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对罪犯的惩罚与犯罪是一个相互关系——两者互为前提条件。于《规训与惩罚》出版之前，福柯在1973年的《惩罚的社会》课程中，首次着手研究监狱形式的司法和社会特征，从长期以来不作为刑罚而是作为惩罚的监禁如何在社会中迅速转为刑罚这一问题开始深入，并指出，在过去监狱并没有被包含在刑法理论中，它在别处产生，为了其他的原因而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对监狱的接受过程是从外部过渡到刑法理论的，而事后刑法理论有责任使监狱成为正当合法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法典定义的违法的本质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惩罚体系有了明显的缓和，时代更新的是行业和物质性的问题，是一个实体的问题：生产机器带来的新形式的物质、机器和机器操纵者之间联系的新类型、作为生产力强加给个人的新要求。监狱作为社会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权力在社会内部运用的形式——提取所需要的知识加以运用，并依据这种知识发布命令、指示的方式。由于之后出版了《规训与惩罚》一书，他先前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或许会被反复阅读。因此，本书作为法兰西学院课程的一部分，作为福柯研究社会规则与惩罚关系过程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作为译者，内心感到非常荣幸。

译者的话

前言

1973年1月3日

社会的分类：火葬型（incinérante）和埋葬型（inhumante）；同化型（assimilantes）和排斥型（excluante）。社会排斥（exclusion）这一概念的不足之处。精神病院。违抗（transgression）这一概念的不足之处。——教学目的：对社会排斥和违抗这两个概念的批判，并分析惩罚的策略。（Ⅰ）四种刑罚策略：1.驱逐；2.强制赔偿；3.标记；4.监禁。——假设：把社会分为排斥型、赎罪型、标记型、和监禁型。——可能产生的异议及答复：在这四种刑罚策略中，特定的刑罚会产生不同的作用。罚金的情况。死刑的情况。达米安和君主权力（pouvoir de souverain）。死刑如同现今加强版的监禁。（Ⅱ）使得刑罚策略层面享有自主：1.置其于权力的范围内；2.对围绕权力展开的抗争和异议进行审查。——内战如同权力斗争的模板：斗争的策略和刑罚；监禁的战略。

1973年1月10日

四个分析要点：1.持续的（constante）战争、大范围的普遍的（universelle）战争、内战；2.既非普遍也非单义的（univoque）的刑事体系，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准备的；3.普遍监管机制；4.监禁体系（Ⅰ）内战概念的内涵（A）依据霍布斯，内战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复现。（B）内战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区别。新的地方行政单位；赤脚党和卢德运动的例子。（C）作为内战延续的政治。（Ⅱ）作为社会敌人的罪犯的地位——作为掀起公共战争的司法活动。——知识的效用：精神病理学或精神病学对于罪犯和偏常。——认识论的影响：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犯罪社会学。作为连接器（connecteur）、转换器（transcripteur）、交换器（échangeur）的罪犯。

1973年1月17日

罪犯作为社会敌人出现。首次表现出的历史标记。（Ⅰ）重农主义者对18世纪的犯罪经济学的分析。勒特罗涅，《游民问题论集》（1764年）：不只是心理学上的倾向例如懒惰，也不只是社会现象例如乞讨，流浪是犯罪的模型，对于经济是一场灾难；流浪引发劳动力不足、工资上涨、生产下降等问题。——不适合的法律；勒特罗涅宣扬的措施：1.实行奴隶制度；2.法律以外的安排；3.农民的自卫（autodéfense）；4.民众起义。——游民和贵族的相同性。（Ⅱ）文学主题中的罪犯—社会敌人。《吉尔·布拉斯》（Gil Blas）和18世纪初：犯罪的连续体（continuum）和普遍存在（omniprésence）。18世纪末的恐怖小说：能够确定位置的、社会以外的犯罪。犯罪—无辜，坏—好的二元性的产生。

1973年1月24日

（Ⅲ）罪犯—社会敌人产生的其他标志。1791年关于死刑的辩论。（Ⅳ）政治理论与新惩罚方式——监禁的关系。惩罚的基本体系：英国于1790—1800年确立监狱体系；法国于1791—1820年确立监狱体系。罪犯—社会敌人与监狱的异质性：刑事与监狱的断层。——根据刑事理论，惩罚犹如社会防卫；三条原则：相对性、分度性（graduation）、公共严密的监管；三种惩罚模式：羞辱（infamie）、同态报复法（talion）、奴隶制度（esclavage）。——在监狱中：时间，唯一分度的变量。监狱—形式和工资—形式：在历史上两种形式是孪生子。资本主义权力和刑罚体系：权力对时间的掌控。

1973年1月31日

监狱—形式和工资—形式（续）。权力对时间的控制：资本主义体系和监禁成为可能性的条件。——从考古学（archéologie）到谱系学（généalogie）。——宗教模式的反对意见和回应。（A）修道院单人小室（cellule monastique）：与世界隔离，而不是惩罚。（B）贵格会：反对英国刑法典和死刑。——在犯法和过错方面反对贝卡里亚；罪恶（péché）的观念。（C）费城核桃街（Walnut street）的监狱：第一次提到教养所。（D）后果：1.基督教道德移植到刑事司法之上；2.了解犯人：知识（savoir）变成了可能的事；3.监狱得到了宗教的投入。——逐渐重新信奉基督教。

1973年2月7日

教养所，现代社会的控制举措。（Ⅰ）监狱—形式的普及和其可接受性（acceptabilité）的条件。（A）英国。为维持秩序而自发成立的组织：1.贵格会和卫理公会（méthodiste）；2.消除恶习协会（Société pour la suppression du vice）；3.自卫团体；4.私人治安组织。——新控制体系：对底层阶级反复教导、教化和控制。考尔克洪（Colquhoun），《论城市的治安组织》（Traité sur la police de la métropole）（1797）。三条原则：1.道德作为刑事体系的基础；2.国家治安的必要性；3.治安以底层阶级为目标。——结论：1.国家是道德的代理人；2.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联系；3.强制力作为监狱可接受性的条件。——当前的道德分歧的运动：瓦解了刑罚—道德之间的关系。

1973年2月14日

（A）英国（续）。道德的提高。（B）法国。提取和监禁新技术，以及新治安工具的产生。两种机制使得人们能够容许惩罚。在法国，国家机构通过侧面的社会利益体现出来：国王封印密札，以及19世纪使刑罚道德化和心理学化的社会控制办法。协会、家庭和行会精密的反填充（contreinvestissement）。——认知领域，生平档案：19世纪对精神病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的认知的影响。——替代了国王封印密札的国家集权机制：教养所。

1973年2月21日

（B）法国（续）。概述和结果：惩罚的社会。机制：掌控民众非法活动。1.18世纪的民众非法活动。曼恩省织布工人的情况。商人和织布工人操纵规则。非法活动的积极作用。2.18世纪末的颠覆。资产阶级夺取了司法机构，希望能清除“侵吞”（déprédation）式的民众非法活动。工人的侵吞；伦敦港口工人的掠夺。3.刑事和惩治体系的确立。工具：社会敌人的概念；对工人阶级的惩治；监狱、殖民地、军队、治安组织。——19世纪工人的非法活动，是资产阶级整个惩治体系的目标。

1973年2月28日

（B）法国（续）。道德和刑法的结合。4.农民的掠夺：在18世纪，非法活动是农民生活的机能要素；在18世纪末，废除封建权利；在19世纪，加紧剥削。森林开发的例子。反抗契约的新非法活动；抗议（contestation）和诉讼（litige civil）。5.后果：1/军队是非法活动的策源地和交换器（échangeur）；2/非法活动是大革命的关键之所在；3/资产阶级有计划地大量回应：“底层阶级”（basse classe）是“堕落的阶层”（race abtardie）。罪犯的新形象：野蛮、不道德、但是可以通过监管重生。——反思：资产阶级的智慧；知识分子的愚蠢；斗争的严峻性。

1973年3月7日

塔尔热和贵格会的相似之处。（Ⅰ）19世纪初的恐慌（peur）：1.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关的恐慌；工人的恐慌，以及他们的欲望和身体；2.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恐慌；3.工人阶级（classe laborieuse）的恐慌； 4.由于“他们”工作不够努力引发的恐慌。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威胁。刑事体系瞄准工人的身体、欲望和需求。双重要求：自由市场（marché libre）和规训。工人履历书（Le livret ouvrier）。（Ⅱ）刑事的二元论（dualisme）：刑罚的双重阵线。1.对轻罪和惩罚的矫正（recodification）：同质、实证、有强制力、有代表性并且有效。2.道德条件的纳入：加重处罚情节（circonstance aggravante）和减轻处罚情节（circonstance atténuante）；监视；教养所；再教育。——法律—矫正的二元性。犯罪学（criminologie）:保障二元性转化的学说。偏执（monomanie）。——犯罪学和刑事体系的紧密结合（symbiose）。

1973年3月14日

（Ⅰ）新的非法活动：从侵吞（déprédation）到不守纪律（dissipation）。窃取劳动的力量。工人的身体是其主导性因素：懒惰（oisiveté）；拒绝劳动；不遵守规定；流浪生活（normadisme）；玩乐；不接受家庭；荒淫放荡（débauche）。（A）懒惰的历史。17世纪至18世纪传统的懒惰；19世纪集体有组织的拒绝。（B）不守纪律的特征：非法活动相互促进；集体性并容易散播；在合法层面之下；对资产阶级有利；谴责的目标。不守纪律的三种形式：放肆无度，缺乏远见，混乱无序。表现为三种惯例：玩乐、赌博、同居。（Ⅱ）掌控不守纪律。类似于刑法的机制；储蓄存折；工作履历书。渐进的、持续的、累积的体系。（Ⅲ）司法在日常生活中的连续性（continuité）和毛细血管化（capillarisation）。普遍监督。检查（examen）的形式。规训—惩罚（surveillerpunir）组合。规训的社会。

1973年3月21日

瑞瑞里厄的工厂—兵营—修道院—监狱。详细的规章。（Ⅰ）监禁机构：教育的、惩戒的、治疗的。建筑学方面的研究和微观社会学。（Ⅱ）对这些机构的分析。（A）监禁—托管新形式。与古典时期的三个区别。1.超权力（surpouvoir）形式。2.规范化（normalisation）。3.国家内部体系。（B）托管（séquestration）的作用。1.时间的托管。生活时间服从于生产时间。2.对整个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的控制。3.持续不间断的评判。4.新形式话语性（discursivité）的产生：整体生活的日常道德核算；对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的要求。

1973年3月28日

课程主题：监狱形式犹如社会形式（forme social）；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Ⅰ）对权力的概括分析。四种应该摒弃的方案。1.占有（appropriation）：权力不是用来被占有的，而是被行使的。工人储蓄的情况。2.局限化（localisation）：权力并没有严格地局限于国家机器之中，扎根更为深远。18世纪的治安情况和19世纪的刑事情况。3.服从（subordination）：权力不保障生产模式，而是生产模式的组成部分。托管的情况。4.意识形态（idéologie）：权力的行使不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地方，而是知识形成的地方：一切知识都容许权力的行使。行政监督的情况。（Ⅱ）纪律性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的分析：规范化（normalisation）、习惯、纪律。——比较“习惯”（habitude）这个词语在18世纪和19世纪哲学中的不同。比较18世纪的权力—统治权（pouvoirsouveraineté）和19世纪的权力—规范化（pouvoirnormalisation）。——托管制造规范（norme）和正常的人。新类型的话语（discours）：人类科学。

课程概要

授课情况简介

术语对照

人名索引

　　我将从一种有趣的假设开始。你们知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热衷于把社会分成两种，其划分标准就是社会处理死亡的方式。由此可分为火葬型社会和埋葬型社会1。我在想是否能试着这样划分社会——不是依据社会对尸体的处置方式，而是依据社会为其想要摆脱的人安排的命运来划分，其方法是社会控制试图躲避权力的人，控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僭越、打破、逃避法律手写稿:“规则”。的人。

　　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有一段话，为了摆脱一个带有可怕敌对力量的危险人物，社会最终只能找到两种解决办法2：一种在于通过中和一切可能的危险、敌对的力量来同化其实体；这种是食人（anthropophagique）的方式，吸收这种力量同时能够将其同化与中和。手写稿添加：“即吃掉它”。另一种方式在于通过使其自身可能带有的力量失去作用，来试图战胜这种力量的敌对行为；这是与先前一种相反的解决方式，4所以，这里不是同化其力量，而是抵消，抵消的不是敌意，而是战胜这种力量并确保将其控制住。“通过把这些危险人物暂时或永久地隔离在预留的场所中的方式3，把他们驱逐出社会，切断他们与人类的联系。”这种社会排斥行为，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人类学吐出”（lanthropémie，希腊语emein，意味喷出，吐出）4：掌控我们社会中的危险力量，不是将其同化，而是使其被排除。手写稿添加：“我们的社会属于第二种模式，驱除疯癫或犯罪这些危险的力量。通过死亡、流放或拘禁的方式将其驱逐。”

　　我不想探讨这种假设，它本身就是滑稽的。当涉及对食人肉或替罪羊的习俗等事情的辨别或分析时5，一个这样相反的想法很可能会产生描述性的价值。但是如果出于众多原因，想要进行历史类型的分析，我不认为它会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社会排斥的概念在我看来太过宽泛，特别是人工拼凑太明显。我自己来阐述更好，我已经在使用这个概念，甚至很有可能已经滥用了。6事实上在一个如同我们所处的社会中，社会排斥这个词用于描绘或指明一些人的地位，广义上包括罪犯，民族、宗教、性别上的少部分人，精神病人，脱离生产或消费流通的个人，总而言之，涵盖一切被认为是异常的或偏常的人。我不认为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是无用的，在某一特定时段，它可以起到批判的作用，当转向到心理学、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概念时，它曾在人类科学中的如偏常、不适应、异常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心理学内容隐藏着一个精密的作用：对社会为排斥某一部分个人而采用的技术、程序和机关加以粉饰，然后给这部分人冠以异常或偏常的名号。在此范围内，与偏常或不适应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相比，5社会排斥概念的颠倒批判功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要进一步分析，这个概念是不够的，事实上，社会排斥的概念为我们提供的是社会表象（représentation sociale）范围以外的个人手写稿：“一些个人（或团体）［……］”。地位。被排斥的人是在社会表象范围内才会表现如此：在表象体系层面上，他不再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正因如此，他表现出了偏常。所以我认为社会排斥的概念停留在表象范围内，并且不考虑——因此不能考虑——也不分析确切制造出社会排斥的权力指定的［斗争的、］关系和活动。社会排斥是一些权力战略、策略的普遍代表效应，这是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本身所不能达到的。除此以外，一般来说，这个概念让社会承担着排斥机制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不但缺少历史、政治、权力机制，而且排斥的决策机构很有可能会被诱导犯错，因为社会排斥［看起来］会参考某些东西，例如一个社会共识所排斥的，然而在这背后可能有一些权力指定的特殊的决策机构，它们是能够被确定的，因此是它们来对社会排斥机构负责。

　　我不能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第二个理由如下：实际上，他将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对立起来，一种是排斥，一种是同化。我思忖着他是否曾是食人概念下的消化的隐喻（métaphore digestive）受害者，因为当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些社会排斥的程序是怎样进行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们与同化的方法完全不是对立的。除了普遍以驱逐为特点以外，没有一种流放和监禁手写稿添加“或者处死”。不会涉及强制、约束、驱逐的权力。

　　由此，精神病院是对疯癫的人采用驱逐制度的场所；与此同时，通过同样的驱逐规则，它是合理性构成和重新构成手写稿添加“永久的”。的发源地，6这种合理性是在精神病院内部的权力关系范围内被专制地创立起来的，它将被吸收到精神病院的外部，以关于疯癫知识的科学话语（discours）的形式在外面流传，其中的合理实现条件确切来说就是医院。手写稿：“在监禁中占优势的（理智—疯癫）权力关系移动、转向——在监禁外部——如同一个客体的关系：在此精神病如同合理知识的客体。从这种关系出发，不疯癫可以在疯癫之上巩固自身的权力”。在医院内部，疯子是某些权威力量下达决定、命令，进行规训的对象。这种权威关系建立在一定的权力之上，这种权力在上一段情节中是政治的，但是它自我证明合法并宣布是从一些所谓的合理性条件出发的，而且这种在医院中持久应对疯子的关系，通过医生的言论和角色在科学组织和社会中运用的方法，调整成为合理的信息要素，将被再次使用于社会特有的权力关系。监控在医院内部权力关系方面，将成为医生话语中的科学观察，事实上医生一方面在医院内部占据着权力的一个位置，另一方面在医院外部掌握并拥有发表科学话语的权利。在医院内部权威关系方面，曾经的分级、命令将会被转换成诊断、预后，以及医生用语中疾病的分类；在医院外部，这些将会如同一段科学话语的主题一样被使用。

　　由此，人们看到一段组织整个精神病医院命运的政治关系是怎样转换为合理性的话语，确切地说是从政治权威开始——从此医院的运转成为可能——并将会得以巩固。医院内部转移到医院外部，并且政治关系颠覆成知识联系，二者同时存在。病人在医院内部被视为政治权力关系的对象，但是在普遍合理性体系中就变成了知识的客体、科学话语的客体。这一体系因此得以巩固，因为合理性也不仅获得知晓自然、人类发生了什么的权力，7而且获得了解疯子发生了什么的权力。这种转移和摄食，使我们联想到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食人（anthropophagique）：为了巩固而摄食的过程。手写稿添加：“但是这种食人，只有在这几种条件下才会出现:转移分析的条件；不停留在社会排斥的普遍层面上的条件；标明权力的基础策略。”

　　同时，本课程侧面的连续目的将会是对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批判，更准确地来说，是它的制定，根据一些这样的措施：同时既允许将其分解成它的组成要素，又允许找回权力关系，而后者作为社会排斥的基础，使它的实现成为可能。

　　也许将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对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概念进行批判：这个概念是违犯7（transgression）。在一个时期，违犯这个概念扮演着可与社会排斥这个概念相提并论的角色。违犯这个概念在能绕过一些如反常、差错和法律等概念的范围内，也使一种关键的倒置成为可能。它准许否定颠倒成为肯定，肯定颠倒成为否定。它允许命令一切概念不再属于法律，而是属于限度。手写稿添加：“谈到违犯，指的并不是从合法到不合法的过渡（禁止超出）：而是指过渡到界限，在界限外面，过渡到无规则，因此也就无表象。”

　　但是我相信，社会排斥和违犯的概念现在应该被视为历史上重要的工具。它们在特定的时期，曾经在司法、政治和道德表象领域内是批判的转换器；但是这些转换器仍然听命于表象普遍体系，而不是被理解的表象。在我看来，关于社会排斥和违犯的分析所做出的指导应该在新的领域里被跟从，那里将不再是法律、规则、表象的问题，而是权力超越了法律，知识超越了表象。

　　我想解释一下课程的标题，并谈论惩罚这个概念。98如果我曾明确地把这个概念看作是平凡的、天真的、微弱的、不成熟的，只是因为我想把事情带回到它们的历史发展层面上，从所谓的“惩罚的精细策略”的分析开始。我将从几个区别开始。在我看来，惩罚的策略10可以被分为四大类型，我将用动词而不是名词对其定义。

　　1. 驱逐。在这里，这个词是按照严格意义来使用的，与列维斯特劳斯文中11监禁的涵义不同，而是表示放逐、驱逐、使其到外面去。这种惩罚策略，在于禁止某个人出现在集体场所或神圣场合，免除、禁止一切接待。夺去他的房屋、拆除他的家庭实体，例如对于被驱逐的人，烧毁他的房子，甚至——根据沿用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中世纪法律——对于想要驱逐的对象，点燃其屋顶。手写稿添加：“以便能成就可见的毁灭：迫使此人去边境或者把他驱逐到边境；把他遗弃或丢弃到特殊的船上（某个人失去土地、栖身之所、食物和曾经权力的支持）。”在古希腊手写稿添加：“以及在古典时期。”12刑罚中，这种策略以一种极为特权的方式被使用。

　　2. 安排赎罪，强制赔偿。13在这种策略中，规则被打破，犯罪引发两个步骤：一方面，出现某个人或团体，构成受害人，可以根据损害要求赔偿；另一方面，过错产生一些义务，与欠下的债或要求赔偿的损害相类似。手写稿添加：“有时是要停止复仇，有时是要通过赎罪防止战争，有时是要通过赎金恢复自由。”达成协议的人受到契约的约束手写稿添加：“除非他逃脱或者犯下新的罪。似乎这种赔偿赎罪体系曾在古代的日耳曼社会14占据着主导地位。”。这里有一条不同于先前的策略：9在前面第一种策略中，我们切断个人的一切联系，而他只有通过这些联系才能留在权力内部；但在这里，我们把违犯者置于众多义务网络的内部，这比他先前所处的传统网络更加活跃。

　　3. 标记：制造一个疤痕，在肉体留下一个印记，总而言之，以潜在的或可见的方式削弱人的肉体。倘若不触及个人的肉体，那么就在他的姓氏上冠以象征性的侮辱，来羞辱他的人格，动摇他的地位。无论如何，在他身上留下某种痕迹——可见的或象征性的、肉体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解剖学意义上的或法律意义上的。犯罪个体也将留下记忆和能够被认出的标识。在这种体系中，犯罪不再被赎罪、补偿、抵消，直到在某种程度上被抹去；相反需要被突出的个人、不允许逃避记忆的个人被固定在一种“纪念碑”上——疤痕、截肢以及某些关于羞愧和耻辱的东西手写稿添加“疤痕和羞愧”，然后是“截肢和耻辱”。；可能是在示众柱前被围观的面容，也可能是小偷被砍断的手。肉体应该体现在该惩罚体系中，这反映出两件事：一个是过错，应该可见并且立刻能被辨认出痕迹：我知道你是小偷因为你没有手；另一个是强制惩罚的权力，权力通过刑罚在受刑者肉体上留下统治权的标识。通过疤痕或截肢，不仅使过错可见，而且统治权也可见。这种标记策略从中世纪末到18世纪在西方国家都占有主导地位。

　　4. 监禁。这是我们所使用的策略，运用的时间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我们将谈论到最普遍形式监禁的政治条件，并了解监禁的效应。

　　开篇时的假设是这样的：把社会或刑罚1510分为排斥类型、赎罪类型、标记类型和监禁类型。该第一种研究角度有依据吗？我承认自己对此还一无所知。不管怎样，我想就一些异议发表看法。比如说这一个：关于社会排斥的概念存在一种笼统的、抽象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认为这是一个在普遍性方面过于高端的概念，在历史层面没有可操作性，但这就是我们致力于研究的刑罚策略。总之，无论是标记类型还是监禁类型，这些策略都有可能遭到同样的批评。不管怎样，这里涉及的是完全抽象的模式，鉴于汇编资料和足够稳定的惩罚。如果遵循历史进程，我们知道刑罚的字母表是相对有限的、确定的，相比起诸如监禁、标记等概念的引入，谈论实在的惩罚可能会更加合理，这些刑罚已经在社会实践中被采用，例如罚金、死刑等。

　　然而我想说明，既是法定的、似乎又是恒定不变的刑罚，在不同的体系中不完全扮演同样的角色，事实上也不满足于同样的权力管理。［首先以］罚金的情况［为例］。在一切刑事体系中，无论社会排斥、标记、监禁是否占主导地位，扣取财产是一种不变的刑罚。然而我认为，这种惩罚策略的用途在不同的体系中是迥异的。

　　在社会排斥类型的策略中，什么是没收财产？这是某种取消居留权或危及居留权、中止政治特权、撤销附在所有权上的公民权利的方式。这是某种抹除违犯者公民身份的方式。强制他去别处的阳光下找一个自己的位置。不允许他在离开后或去世后留下财产。手写稿写下“一幢房子、一些财产、一个姓氏”。罚金策略在社会排斥体系内部起到就地驱逐或间接驱逐的作用。

　　在赎罪策略中，也可看到罚金的影子，但是它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这里，涉及的是因造成的损害从违犯者那里得到补偿，11违犯者交付给受害人一笔赎金手写稿添加“为了使受害人不针对违反者发起一场过于棘手的私人冲突”。，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赔偿金，或者是放在作评判的仲裁人手写稿添加：“其判决将可能中止复仇循环。”那里的抵押，由此，仲裁人冒着人们是否承认其权力的风险。16所以罚金在这个体系中具有双重作用：对受害人的赔偿，以及给仲裁人的抵押。

　　在标记体系中，罚金有着除赔偿以外其他的用途；事实上在该体系中，罚金经常是象征性的，并不会真正地影响到个人的经济地位，不会危及公民资格权利。它更多的是具有指明罪犯的象征作用，用于标记罪犯，尤其是把最高权力的可见标志强加于人。在标记体系中支付罚金，就是屈从于权力机关，事实上是能够强制付款的权力关系，即便手写句子:“即使对罪犯没有造成金钱上的影响，它仍然显示出权力作用于违犯者的标记作用。”关于监禁的补充段落:“最终，在监禁体系中，罚金起着对等或缓和监禁的作用。监禁，意味着许多强制的劳动日，意味着许多无薪的劳动日。罚金，也是关乎着如此之多的劳动日，或者这段时间中的一部分。这两种情况中都涉及‘剥夺（privation）’。”这部分金钱与其所拥有的财产相比微不足道。所以相比起任何其他体系，罚金并不是同等的惩罚。依据罚金在其内部代表的惩罚体系，该程序策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死刑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探讨，毕竟死刑的执行方式并不多。然而，仅仅在用权力应对抗拒程序的范围内，就有一些种类的死刑。在驱逐策略中，例如在古希腊，只有涉及特别过错的极少的情况下，才会直接执行死刑。其实曾经有一些特殊的程序，不是把人处死，而是把人置于死亡的危险中，其方式如下：例如把他赶出领土，剥夺其财物并把他丢弃，留给公共审判，在某种意义上置人于法律之外以便任何人都可以杀掉他，即便并没人被任命为行刑者。18此外，还有把人从悬崖高处丢入大海的情况，12也就是说，使他跌落在领土边缘的外侧，在严格意义上把他剥离“故土”，使其孤立无援、无依无靠，突如其来地被暴露于神的权力之下。这就是粗暴形式的放逐。

　　在赎罪体系中手写稿添加：“古日耳曼法律中的”。，死刑惩罚在本质上曾经是债务的偿还：这是凶杀被抵偿的方式。最好的证明就是以死刑来惩罚凶杀的事实，在这里不是让罪犯死亡，而是让罪犯一个亲属的死亡。行刑要等同于债务的偿还，而不是对所谓罪犯的个人的惩罚。

　　在标记实践中，很容易看到死刑是一种合乎标准的对肉体的操作，是对身体的行为，是一种把权力的烙印铭刻在个人肉体、罪犯的身份上的仪式化的方式，或者至少在旁观者的恐惧中铭刻下对过错的记忆。在18世纪也就是中世纪末期有着如此花样繁多的酷刑，确切地说，要考虑一系列的变数：罪犯的身份，例如，斩首是贵族死刑的标志，绞刑是平民的标志。火刑处死用于针对异端教徒，车裂是针对于叛徒，截耳是针对于小偷，凿穿舌头是针对于出言亵渎神明的人，等等。

　　我们可以回想起这种标记式死刑里最惊人的场面之一：1757年处死达米安（Damiens）。21首先，达米安被判处罚金，然后他被关在囚车上，人们用铁杠敲碎他的肢体，撕开他的胸膛并在伤口上浇入滚烫的蜡，割开他的关节，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这所有的一切，在时间的记忆中成为酷刑的最后一幕。统治者被人群中的一个异端派弄伤，对于该行为，政治权力以刑事烙印最全面的展览做出回应。它展示出最残酷的伤痕，同时展示出最仪式化的司法权力。统治者展示了他对人身能做出什么。手写稿添加：“当他在人的身体上留下标记时。达米安的酷刑是1793年之前国王和民众在断头台上最后的一场大型对抗，在这一年1月21日的对抗是与之前相反方向的：那一天，被剥离统治权的国王同样遭受到了刑罚的标记，斩首——曾经专属贵族的惩罚变成了面向所有人的惩罚。”

　　如果在我们的刑法中重新找到死刑，13它在本质上是监禁惩罚，会发现死刑不再在人体上起到展示权力标志的作用，而是极端的最终形式的监禁，是完美的不可逾越形式的监禁：这种重叠的监禁可以确保一劳永逸。死刑手写稿添加：“不是往复地进监狱。”不再是酷刑，而是最终的封闭，绝对的保障。

　　我在四种惩罚策略中区分死刑和罚金的不同作用，是因为我想指明确切的层面；该层面既不像驱逐或食人那些的机能，也不像法典或习俗规定的惩罚。我认为，其中的持久性隐藏了各种作用的不同之处。在这些普遍机能和这些刑罚的各种作用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层面：刑罚策略。手写稿：“操作、策略、刑事战略层面。”

　　关于这些刑罚策略，我想要指明一些事情。首先，我谈论到操作，我曾试着通过驱逐、监禁等词描绘其特点，就是说，既然操作在权力和权力作用对象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是在权力范围内部的完整操作。至此，作为分析的第一个层面，我不愿意从某些过错或犯罪的司法或道德表现中推断出刑罚体系。我不会如此提出问题：人们互相残害或犯下过错是出于何种原因，为了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回答，我们以驱除或监禁为例？我要以另外的方式提出问题。在开始的时候谈论到这些策略，是因为我想要解释清楚下面的问题：面对触犯权力下的法律、规则和违犯权力行使的活动，哪些形式的权力对此行之有效，权力是通过诸如排斥、标记、赎罪或监禁等方式作出反应吗？如果说我致力于研究这些策略，特别是监禁，那么并不是为14了试图重建所谓的支撑刑事实践并使其合法化的司法和道德表象；而是我想要从这里出发，通过这些策略来定义运作的权力之间的关系。手写稿：“就是说在此分析中，将会被放在首要计划之中的，是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与个人或团体之间的斗争形式，那些个人或团体寻求逃脱此权力，在地方或全国对权力提出异议，以及违犯权力秩序和权力下的规章。”

　　接下来的内容没有出现在手写稿里，然而却包含了四页笔记（机打转录），涉及此理论包括的方法论的结论，以及社会学功能主义的种种困境。换种说法，我想要提及的策略，如同权力关系的“分析仪”，而不是像意识形态的“显影剂”。刑罚就像权力的分析仪，这就是本课程的主题。

　　这同时意味着，如果刑事策略体系真可以被视为权力关系的分析仪，那么被看作是中心的要素将会是权力周围的政治斗争要素，以对抗权力。这就是在社会中行使的权力以及个人或团体之中的冲突、斗争，这些个人或团体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寻求逃脱此权力，在地方或全国对权力提出异议，并且违犯权力秩序和权力下的规章。我不想说我将会把普通法中犯罪和政治犯罪视为等同。我想说为了分析刑事体系，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周围展开的斗争的本质。

　　所以说，内战的概念要被置于这些关于刑罚分析的中心地位。23在我看来，内战这个概念在哲学上、政治上、历史上都被起草得很糟糕。我认为理由有很多，掩盖、否认内战，断言内战不存在是权力行使的公理之一。这个公理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影响，因为根据霍布斯或卢梭的观点，不管怎样，内战从未被视为是积极的、中心的，或其自身可成为分析的出发点。或者我们说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如同在社会契约存在之前，15此时，这已经不再是内战了，而是天然的战争（guerre naturelle）；自从有了契约，内战只能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一个通常由契约控制的社会结构里的残酷的延续。或者相反，人们把内战构想成是外部战争对城市自身某种追溯性的影响，是在国界内战争的变迁：所以这就是外部战争对国家的恐怖的投影。在这几种分析中，内战是事故、是异常，在此范围内需要避免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妖魔化。

　　然而，我想要把分析引导到相反的方向，即内战是永久的状态，以此可以并且必须理解一系列斗争策略，确切来说，其中的刑罚可作为优先的例子。内战是一切权力斗争的模板，是一切权力战略的模板，由此也是一切关于权力和反对权力的模板。这是一个普遍的模板，能有助于理解刑罚特殊战略的实施和操作：就是监禁。我试着想要表明的就是这个规则，在19世纪的社会里，在持久的内战和权力对立的策略之中。16手写稿的结尾处有四页笔记，在上课时没有被讲到，关于：“将被放在首要方面的，就是斗争——反对权力的斗争，或和权力一起的斗争、或为了权力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作为方法的结果，需要剥离社会学的功能主义（fonctionnalisme sociologique）。摆脱以下观念：

　　——是整个社会，在模模糊糊的共识中对犯罪或过错做出的反应；

　　——这种反应在明确刑罚的法规、法律、惯例法中成形；

　　——权力以一种基本规律的方式（以某些扭曲、滥用或违反规定的优待为代价）实施这种刑罚。

　　剥离这种功能主义，是把权力的斗争放在刑事实践的中心，而不是社会反应。剥离这种功能主义24，同时也是指明它是怎样形成的；在19世纪初期一种奇怪的责任转移是怎样施行的，经过这几点：

　　——看起来社会产生犯罪（根据一定的统计数字，以及社会学法律）

　　——看起来社会被非法活动所伤害、所损害。社会产生自身的危害，惹来自己的敌人。

　　——看起来社会要求权力，出于道德大抉择的原因惩罚犯罪。

　　这种责任转移掩盖了这一事实：犯罪不是社会的问题，惩罚不是社会的关系，而是权力。

　　在刑事理论层面表达的理念是这样的，是社会首先关系到惩罚，惩罚应该担负着保护社会的作用（贝卡里亚，边沁）。

　　在陪审团扩大的实践层面：如果社会被损害了，不是权力或权力的代表有发言权，而是社会本身。

　　在犯罪或违法社会学创立的思辨层面，即关于以犯罪和对其惩罚需求为基础的社会机制的研究。

　　这种在社会机制下的权力关系的掩蔽，是权力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行使方式的特有现象之一。